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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人苦境成因之我见

苏哈托终究下台了。印尼这场社会动荡的尘埃尽管未必已完全落定,但亦算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学生的正义行动固然令人赞叹,但暴民的趁机肆虐却令人无比震惊。那些破坏、抢劫、焚烧等种种暴行主要冲着印尼华人而来。无数华人的商店住宅被毁。遭难的华人凄惶无着、四散逃亡,更有走避不及的被烧死在家中。至“五.二十”前夕甚至传出要“杀尽华人”的流言。我拥有五千年文明、十二亿人口之中华海外同胞竟遭此等凌辱戕害,于情何忍!于颜何堪!

    翻开历史,可知南洋华人的悲苦遭遇由来以久。如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两万多人。1639年又被屠杀近两万,幸存华人被强迫信奉天主教,并须交纳高额人头税。1662年西班牙人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华人杀尽。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抢劫屠杀。大量受难者尸体被扔进河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1853年加里曼丹的荷兰殖民者和当地土著因嫉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发动暴力袭击。三万多华人及其家属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时至本世纪中叶,印尼“九三十事件”后,苏哈托展开大屠杀。华人被诬指参与了“九三十政变”,据说有三十多万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惨绝人寰!

    除了这些屡屡发生的大屠杀外,日常的歧视欺压、绑架勒索、辱骂殴打更是无时无之遍及南洋诸国各地。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南洋华人茫茫无尽的苦海成因究竟何在?

    当然,我们可以分析这成因中有欧洲殖民者的贪婪残暴;有土著居民的妒忌横蛮;有政治人物的阴谋诡计;也有华人自身的种种陋习缺陷--勤劳而欠缺刚强;节俭而不够慷慨;善于理财而拙于参政;长于个人奋斗而短于团体进取;勇于内斗而怯于外争;热衷于私人经营而淡漠于公众事务;聪明时流入取巧;忍让常沦为懦弱......然而,除此之外我们是否更应着重去分析中国历代当权者的罪责呢?

    翻开史籍,历史记录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颟顸愚钝,对自己海外子民的冷漠无情。这是造成南洋华人苦境无垠的主要原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向南洋群岛的移植早在公元七、八世纪就开始了。至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后进入高潮。那时南洋群岛(包括马来半岛)上的许多地方都并不在某个国家的明确疆域之内。

    十世纪以后,在菲律宾群岛上陆续出现的苏禄、吕宋等王国势力只及吕宋岛部份地区。十三世纪印尼群岛上的麻诺巴歇王朝的势力范围主要在爪哇岛,和占据加里曼丹、马来半岛上少数地方。十四至十八世纪马来半岛上曾出现几个独立的苏丹国,但其势力并未涵盖马来半岛全境。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前,加里曼丹、苏门答拿、马来半岛等许多地方及其更多的岛屿都是无主的蛮荒之地。只有为数不多文明水平极为低下,处于氏族时期的原始部落在过着刀耕火种或迁徙不定的生活。

    炎黄子孙冒着千难万险,飘样过海来到这瘴气弥漫蛇蝎横行的陌生土地上,用自己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辛劳的汗水乃至生命给南洋荒原带来了文明和生机。并且沿习着汉民族善良的天性友善地对待那明显处于劣势的土著居民。截然区别于那些比他们后到的以征服者、占领者、奴役者面目出现的欧洲白种人。在长期的劳动中,炎黄子孙在这片蛮荒无主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乃至国家。如十四世纪苏门答拿上就已建有全由中国移民组成的旧港王国。但是颟顸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故步自封,陶醉于外邦来朝而怠于疆域开拓。非但如此,他们还极为憎恶人民自行出海发展,逾出他们的统治管辖权之外。儒家思想也认为抛父母之邦、弃祖宗之坟,为财远赴,是为不孝不义。因而外出者被视为妄徒刁民,极受詈骂和惩罚。

    十五世纪,明王朝为杨国威遣郑和七下西洋。1405年郑和的船队在苏门答拿与旧港王国起冲突。国王陈祖义被捉拿回中国问斩于南京。而1409年锡兰山国王苦奈尔袭击郑和船队兵败被擒。他在被押往中国后则受礼遇,并重新送回锡兰山恢复王位。中国历代统治者那种对本族人严厉凶狠,对外族人、外国人宽容厚待的“德性”,由此可见一班。

    到了清代,由于一些反清忠明人士远赴南洋,使南洋华人更多了一层罪名。在清王朝心目中他们是逆党奸贼。故当欧洲人入侵南洋,南洋华人屡遭迫害屠杀时,满清政府不但置若罔闻而且心中窃喜。勿须自己费力,由欧洲人来铲除那帮逆党奸贼,“消除隐患”岂不妙哉!然而,尽管境况如此恶劣,但由于南洋群岛上许多地方确未纳入某个国家的行政统治之内,在欧洲人势力尚未到达之前,中国移民曾在这里建立了多个国家。如粤籍人士吴元盛在婆罗州北部建立戴燕国。王位世袭,达百余年之久。潮州人士张杰绪在安波拉建国。闽籍人士吴阳在马来半岛建国。最有趣的是罗芳伯在婆罗州的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首届总统。规定继任者由国民(中国移民)选举产生,已具有了民主架构。当然,这些国家都在十八、九世纪被凶恶的荷兰、英国侵略者消灭。可以设想,如果明清王朝不是那等颟顸愚钝,而是高瞻远瞩、雄图大略,给人民出海发展大力支持,那么,南洋华人不但不会遭受“红河惨案”之类的大屠杀,而且在南洋群岛上还会出现许多个洋溢着华夏文明,对中国极为友好的小邦。即使这些小国最终大多未能逃过欧洲入侵者的摧残,但其所打下的基础,积累下的能量也可使南洋华人后来的处境与现今大相径庭。

    历史翻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共政权全盘继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南洋华人的冷漠无情,此外还加上利用。

    五、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政权对南洋华侨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由于南洋华人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胼手胝足的辛勤劳动,许多人已小有资产乃至成巨贾富商。那时奉行“阶级斗争”理论和“统战”权术的中共政权以两手对待南洋华人。一方面拉拢南洋华人,离间其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诱使其将经济力量投入大陆,另一方面又把南洋华人视为异类和潜在的阶级敌人。以至国内民众有海外关系者都被在政治等级上打入另册。

    更为可气可耻的是,中共政权为了冲破美国对它的围堵孤立,便极力去拉拢、讨好一些亚非国家,于是对南洋诸国屡屡发生的排华、虐华事件别过脸去,装聋作哑。后来,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虽有所改善,但由于它仍有做第三世界盟主的欲望,故仍须笼络南洋、东南亚诸国,于是南洋华人仍成海外孤儿。

    1965年九月三十日,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卫队长翁东上校(有说其为秘密印尼共党成员)发动政变。率兵捕捉十一名陆军高级将领并旋即处决。侥幸逃脱的苏哈托组织军队反击并取得成功。随后迅即在全国展开打搜捕、大屠杀。“九三十政变”其实只是翁东等少数人的抓狂行动,但累及广大无辜华人被诬指为同党、中共的“第五纵队”。苏哈托指挥、唆使、纵容军队和暴民对华人展开空前绝后、铺天盖地的大屠杀。据说死难华人达三、四十万,超过了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创非战争时期大屠杀的世界之最。自己的侨民(当时印尼华人尚多具中国国籍或双重国籍)遭受如此疯狂的大屠杀,这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不惜与之兵戎相见。更何况苏哈托主导的这场大屠杀又是在反共的旗号下进行。这对于自诩要进行世界革命的中共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藐视和挑战。基于民族大义和政治立场的双重原因,中共政权都应该与之对决。可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共政权只作了文字上的抗议,再派一艘光华轮杯水车薪地接回少量难侨了事。如此这般,既暴露了毛共纸老虎的真面目也说明了中共对南洋华侨的薄情。

    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基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淡化,不再把富裕华侨视为资产阶级。而且为了“搞活经济”还十分欢迎华侨华人回国观光旅游、投资办厂。但是,由于中共政权在西藏问题所采取的镇压手段,及坚持一党专政压制民主,甚至进行了“六四”大屠杀,而深受西方民主国家的责难抨击。为了修补形像玩弄政治平衡,还为了尽量压缩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国际空间,中共遂在一些国际事务上做出种种柔性姿态,以减轻国际社会的压力。如在钓鱼台问题上对日退让:在南沙群岛主权上态度软弱。在这种心态下就更不愿意因华侨事务与周边国家产生龃龉。中共告诫华侨要遵守侨居国的法律。(这是废话。战战兢兢的华侨如何敢不遵守?)并极力主张华侨放弃中国国籍,尽快归化为侨居国公民。为了一劳永逸甩掉华侨这个包袱,中共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凡具所居国国籍者所持中国护照一律无效。鉴此中共政权得以名正言顺地不再对其权益负有任何责任。(当今世界上有九十多个国家,其中包括美、英、法、德等所有发达国家都承认双重国籍)与此举措的同时,中共政权公然寡情薄意地宣称海外华人是“嫁出去的女”。这女在中共政权心目中当然不会是什么公主、千金,而是“泼出去的水”。今后风云际遇,是好是坏:是祸是富,你好自为之吧!

    众所周知,南洋诸国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畸形发展、法纪紊乱松弛、民性刁钻偏狭、政客奸诈乖张。南洋华人“入嫁”这样的婆家,又丝毫得不到“娘家”的嘘寒问暖、扶助维护,其命运之凄惶,可想而知。

    这次印尼社会动荡,暴民肆无忌惮地残害华人。消息传来,世界各地的华人莫不义愤填膺。而中共政权则反应淡漠。声称那是印尼的内政,中国不应干涉。理由是所有印尼华人都加入印尼国籍,系属印尼公民,更何况其中大部份已是在印尼出生的土生者。好个“不干涉内政”的高调!中共已把它唱得炉火纯青。

    不错。印尼华人均已全部加入印尼国籍,不再是华侨。故中国政府已无出兵护侨的法理依据。但对发生在印尼的这种惨绝人寰的暴乱,而且受难者又特定为华人,于普世的人权观念、于民族感情,中共政权都应挺身而出地严加谴责和以其他相应方式给予制裁。可是中共政权噤若寒蝉,至今未发一词,实在令人齿冷寒心。

    中共的这种可耻可鄙作法还另有心机。中共是想使其“不干涉内政”理论具有连贯性、普遍性,成为盖世法则。它是在对全世界说:你们看,我对印尼发生的这种排华事件都不予批评,那么,你们也应遵守这“不干涉内政”的法则,不要对我在中国国内的任何举措评头品足了。无论是昔日的种种变故或当今的六四血案,均为我国内政,于卿何干?

    同时,推倒苏哈托的印尼学潮与中国“八九民运”也有相似之处。中共政权作贼心虚。担心印尼学生起来捉印尼国贼的行动会引发中国人民也起来捉中国之国贼,于是指令中国的新闻机构对印尼的社会波澜一律作低调报导。行文轻描淡写,编排放在角落。务使这一重大新闻从中国人民的眼角旁溜掉。既然如此,印尼华人的惨痛境况当更应在忽略不计之列了。

    考量现实,要想大幅度改善南洋(包括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华人的处境,就自身而言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南洋华人应尽量摒除种种陋习缺陷,自强自重,团结抗争。二是有个强大的文化母国肯伸出坚强的援助之手。中共政权不可谓不强大。但它不是一个人民的政权。只有一个既强大又建立了民主政治的政权才会在考虑问题时以维护人民利益和海外华侨、华人的正当权益为宗旨,并不惜为此冒一定的风险。至于如何才能建成一个既强大又民主的中国,则不在本文议题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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