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黎东明是个“大”共产党员--从南丹矿难想到“资本家入党”及当今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

   一、如果黎东明是个“大”共产党员

    南丹矿难发生后，以黎东明为首的矿山老板们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确实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们不但拿出相当的现金“抚恤”死者家属，甚至不惜用重金塞住知情者的口。在“安内”之后，便是“攘外”。他们用拥有枪支武器的护矿队不让外人进入矿区。对设法进入了矿区的记者予以暴力威胁和驱离。所有能见到矿山管理阶层的记者和调查人员都只能得到“不清楚”、“不了解”、“有点小事故，但没有死人”之类串通好了的口径。然而，他们的“道行”毕竟有限，所有的解数也未能阻止事实真相的暴露，故不可避免地要负起应有的法律责任。

    尽管这场社会活报剧剧情已大致明朗，但人们还是可作这样的设想，那就是，如果黎东明是一个“大”共产党员情况又会如何？在以前提出这样的问题当然不无荒谬。因为私人企业主是明确不被接纳加入共产党的。可是自江泽民“七一”讲话之后，这就不再是“天方夜谭”。在江泽民的这个“政治改革”的决策之下，相当一批私人企业主将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而且根据中共一向的行事风格，有些入了党的私人企业主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进入共产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致使大量依循一般途径和程序“向上爬”的人们瞠乎其后、目瞪口呆。如果黎东明们不仅是个私营企业主，而且是一些“大”共产党员。他们拥有省委常委、委员的头衔和省地工商局长、矿业局长之类的官职，那么情况就会大相径庭。这是因为1)黎东明们的能耐就不仅仅是串通口径来应付调查人员，而是有可能通过他们在上层的活动令调查组根本无可组成。2)记者们也未必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决心去锲而不舍地追寻事实真相。于是，事情的确就有可能遂黎东明们所愿--在他们所取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份出来作“掩口费”，一场将震惊世人的特大矿难就会消弥在无形之中，终成烛影斧声千古之迷。

   二、江泽民为什么主张“资本家入党”？

    1、猎取虚假的“政治改革”声誉。

    一向以来中共以不接受私营企业主入党来标榜其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阶级构成的纯洁性。近年来，经过一些争论之后，由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一锤定音，资本家中的“佼佼者”可作为“其它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论一出举世皆惊。来自海外许多中外人士的赞许之声不绝于耳。赞誉这是“新思维”者有之，赞扬这是“中共迈向社会民主党”的起点者有之。于是，江泽民得到了深化改革的美名。谁说江泽民拒绝政治改革呢？这不就是在实行政治改革最确凿的证据吗？而邓力群那班老左派撰写“万言书”对江泽民进行的批判则更坐实了江泽民在实行政治改革的美名。可是，江泽民究竟改革了什么呢？中国不照样是一党专政吗？社会民主党与中共的根本区别在于膺服多元化民主政治与否而不在于是否让资本家加入。不错，社会民主党是全民党，在认同其理念的前提下任何社会阶层的人士包括资本家都可以加入，但若以江泽民让资本家入党就可使中共嬗变为社会民主党，那无异是说由于骏马和狡兔都吃草，狡兔可变为骏马。

    2、控制私有企业，扩大中共的社会基础。

    由于国营企业(实则党营企业)积弊深重，完全不能支撑起社会经济，中共不得不让私有企业出来占一席之地，作为对国营企业的补充。据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徵之一。报载有关部门统计，私营企业的产值已达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其中的就业人口有七千五百万人之众。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能不考虑怎样对它实行有效的控制，务必使之不至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前些年中共已决定在私营企业和外商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现在更进一步接受私营企业主入党。其目的都离不开这个考量。因为当私营企业主成为共产党员后，中共通过党的组织运作就能更有效率地把这些社会细胞纳入它的直接掌控之下。国营企业中那套政工、党务机构都可以照搬过去。如果说私营企业照章向中共政权交纳赋税，政治上又纳入体制之内，那怎么不是一件大好事呢？把私营企业主这一富有进取精神和一定知识技能的社会群体收拢过来，让他们感到在这个制度下，自己不但能创造经济成效，政治上也会有前途，这对扩大中共的社会基础，增强中共政权的稳固度都是极为有益的。

    3、为中共官僚子弟拓宽出路。

    中共高官的“革命后代”多都能接其父辈的班，捞个官位坐坐。但是僧多粥少，即使每个大官的“退休空缺”都由其子女“顶补”也不够用，因为每个大官大多不止一个子女。当然也可以多制造些官位出来，但总得留一些官位给平民出身的“佼佼者”，于是相当数量的高官之后就要往其它方面发展。工程技术行业的含金量本来就有限，何而且其学习阶段十分辛苦，这些显然不为高官子弟所青睐。而与社会公权力水乳交融收益丰厚的的商业活动才是他们的宠爱。这些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共高官之后都在商界大显身手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私营企业主。试想，如果这些高官之后尽管腰缠万贯却在政治身份上只是一介布衣那不但在心理上有道不尽的遗憾，而且在实际权钱变换的运作中也有诸多不便。私营企业主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崭新条例的订立，就为他们大大拓宽了今后的人生道路。更何况有许多高官子弟是先为中共党员再成私营企业巨富，如果私营企业主与共产党员不可共存于一身，那岂非令其难决取舍？现江“新政”的设定，便使此难题得到圆满解答。鱼和熊掌他们兼得矣！

   三、为什么资本家如此热衷“入党”？

    1、中国当今私营企业主阶级的产生和成长完全不同于昔日欧洲的资产阶级。报载中国大陆有关部门的问卷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三的私营企业主都有“入党”的意愿。这个比率毫无疑问远远高于工人、农民、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知识专业人士等社会阶层。如此看来，在今天中国大陆政治冷膜感高度泛滥的情势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热枕倒真是鹤立鸡群了。用共产党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中国当今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觉悟”非常高！

    为什么资本家如此热衷入党？有人给予相当正面的评价。理由是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后不会长期安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他们之所以热衷入党是为了进入政权，并为政治多元化开辟道路。这种观点显然是把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事迹往当今中国私营企业主阶级身上硬套。

    昔日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多由手工业者、手工业主“晋升”而来。他们在封建专制制度束缚和压制下产生和发展，与封建专制政权有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导致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当今中国的资产阶级则完全不同。大半个世纪前，中国原有的、其来源与昔日欧洲资产阶级类似的资产阶级已被中共的共产革命扫荡乾净。而今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级不但不是在与当权者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而且是在其恩准下出现，“关怀”下成长。十几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数百万人的私营企业主阶级，如果说他们其中的一些后来者在创业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官府衙门的刁难盘剥外，那么某些先知先觉者则享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之初，共产党为鼓励私营经济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从领取营业执照到银行贷款、税务以及原材料的购买和产品销售都给予方便。即所谓的：“扶上马，送一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私营企业主也与政府官吏建立了联系。 这个联系有些发展为对双方都十分有益的“人和”。使之都在这场经济改革中大有斩获。如果说一些私营企业主通过“红包”、回扣乃至干干脆脆的行贿使政府官吏成为其保护伞的话，那么，象黎东明这样给全县提供了三分之一财政收入的成功企业家，则当会受到当地政府的隆重礼遇。因此，中国当今的私营企业主经济，就其主流而言对现政权决无反对之意，有些还会成为它的坚决拥护者。

    2、资产阶级的负面质素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级也一样具有。

    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等同。其实，民主相对于专制而言，它的前面本不应加上某某阶级一词作前缀。只是由于当年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均为资产阶级领导，故有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革命一说。如果我们继续沿用这两个并不贴切的名词的话，那么就是赋予了它完全正面的涵意。然而资产阶级这个名词的涵意就大相径庭了。历史上欧洲的资产阶级就有两重性。它既反对封建专制，也对广大劳工民众怀有戒心。因为他们既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与劳工阶级有所冲突，也担心劳工阶级人数众多，会在普选制下对其予以排斥。故当他们一旦掌握了社会公权力后，就会设法与封建势力妥协，并对劳工阶级进行压制。(关于这些的详细论述请参阅笔者所著《;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明镜出版社)

    欧洲的社会民主能发展到今天完善的程度。资产阶级就整体而言是乏善可陈的。它主要是靠资产阶级中的开明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的不懈能力和广大劳工群众的坚持奋斗。以英国为例，资产阶级掌控的政权曾是多么顽固地拒绝普选权，只是在经过了1832、1867、1884年三次大的选举制度改革后，普选权才得以初步实现。曾经率领民众冲击封建专制制度的欧洲资产阶级尚且如此，遑论在中共专制政权的“恩准”下产生，“关怀”下成长的中国私营企业主阶级了。

    3、不可忽视的民族性格因素。

    当今中国私营企业主阶级中有相当数量是由中共官僚阶级及其子女转化而来。对这一社会群体不要抱什么指望。贪婪、骄横、奢华是他们的共性。那么私营企业主中来自于平民阶级的人又如何呢？中国的圣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民间则有谚语“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到底哪一个更能反映实际生活呢？当然是后者。圣言是阳春白雪，民谚是下里巴人。圣言是追求中的境界，民谚才是真实生活的写照。那些从前受过中共政权压榨的人们在创业有成后会友善公道地对待他们的工人吗？

    中国人不是一个激情的民族。它非常现实，冷静并精于计算。英国有欧文及其学派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他们的实验，欧文并为此散尽了他辛劳积聚起来的财产。中国呢？也会有欧文出现吗？现实早已做出了否定的答案。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太子党”的行为窥见我们的民族性格。法国大革命发端于封建贵族的君主立宪派，俄国更有十二月革命党人的英勇事迹。当人们看到他们在绞架前视死如归，或在大风雪中长途跋涉到流放地西伯利亚，他们那平日养尊处优的夫人在这颠沛流离中坚持陪伴在丈夫身旁，怎么会不感佩良深呢？把目光拉回来看看中共“太子党”吧，除了骄奢贪欲者众外，能找出一位坚定鲜明地站到民众、民主这一边来的吗？暂且撇开其它因素不说，仅从这缺乏献身激情的民族主流性格来看，就决定东亚大陆不具产生欧文式资产者和十二月党人式贵族革命家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