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我曾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斗争策略的讨论”在内部作思想交流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觉得有些观点还可以作更简扼的概括，有的观点则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故现再写一篇短文与同志们、朋友们讨论。

    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中国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不能只停留于思想理念的阐述和宣传，否则它就不是一个有能量的政党而成了一个学术团体。尽管目前学者在社会上的声誉比“民运分子”要高得多，处境也安全得多，尽管我对有民主意识的学者们也深表敬意，但我还是认为“民运分子”对专制制度的冲击力比学者们要直接一些。故我不但坚决侧身于“民运分子”的队伍里，而且总在思索怎样具体地去冲击专制制度的高墙。

   一、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体制外性质

    我觉得有必要给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方式定性。我在“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斗争策略的讨论”中谈及暴力革命既不符合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理念，在现实操作中也没有可能或有相当副作用，因而和平演变是我们的主张。而这“和平演变”并非从天而降，它有赖于民主志士的奋斗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是民主势力迫使中共不得不“改革”。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向中国共产党施予民主压力的角色。故可以把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方式作一简扼的高度概括，那就是“体制外施压”

    这一简扼概括首先意味着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股共产党政治体制外的政治力量。从中国社会民主党业已发展到的国内外党员来看。大多都是须在中共所制的标准履历表“政治面目”栏中填“群众”的人。即使国内党员中有些是中共党员、是政府机关干部，但都是年青的基层公务员。离共产党的权力中心还非常遥远，具有平民性质。而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推崇完善的民主政治，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政治，与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故中国共产党亦会毫不含糊地把中国社会民主党视为一个政治异己予以压制。

    有些具有民主理念和志向的人设计并实行着这样一条道路--进入到中国共产党内去，并逐步走上高层领导岗位，在适当的时机以其手中的权力实施改革。我们可以对此抱以尊敬的态度，但却绝不打算走这条道路。在此暂不探讨、深究这一设计的可行性有多大，以及它是否会在实施中走样变质等问题。而必须首先明确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策略是有一条原则底线，那就是站在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之外。

   二、“体制外施压”的危险性

    担负“体制外施压”的角色使中国社会民主党人非但没有“体制内改良”的人们所得到的安全乃至享受，而且会处于一定的危险境地。目前，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因为某个政治势力持“和平演变”的态度就平和以待。王策先生政治观点的温和是无以伦比的，但他一旦身回大陆就被共产党关进监狱达三年之久。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无论你们这班政治异己是持武装革命论还是和平演变论，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去掉共产党的固定执政权。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刑法”中，武装革命论者与和平演变论者都属于“刑法105条”的惩办对象。持和平演变的民主志士会据理力争，指出“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不能成立。“颠覆”意味着以强力推翻一个具有民意基础的合法政权，并又以强力制止这个合法政权的恢复。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任何强力可持，只是主张以人民的选票来决定由谁(哪个政党)来执政。共产党选胜了，它可以继续执政。选败了，还可以在下一次竞选中再来。这根本谈不上“颠覆”。至于“推翻社会主义”的罪名也不能成立。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早就给共产党推翻了，而社会民主党人恰恰是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真正涵义是政治的民主和财富的公平分配。政治民主早就被共产党自己毁灭，近十多年来财富的分配也从原来的“普遍贫穷”--除中共高干之外，这倒还有点公平分配的外壳--演变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由于“社会主义”这个极具理想性的名词已被共产党糟蹋得不出样子，故世界社会民主党人把它重新定名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

    然而，在共产党的政治势力范围里，尤其是在共产党的法庭上，是没有民主志士“据理力争”的余地。什么叫“颠覆”、什么叫“社会主义”全由共产党来解释。“社会主义”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曾解释为“共产党固定执政+国有(实质上是党有)经济”。现在则解释为“共产党固定执政+混合经济(实质上是官僚资本主义与早期坏资本主义的混合)”。我们这些“政治异己分子”主张自由选举不让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要求实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让共产党的高官过远远优于广大民众的豪华生活，以“颠覆”、“推翻”罪惩办之完全合法--合共产党制定之“法”。以此“法”为据仅近几年来就有一批又一批的民主志士被共产党陆续投入了大狱。胡石根、刘京生等中国自由民主党人关进去了，徐文立、王有才等中国民主党人关进去了，杨子立、徐伟等也关进去了，还有江棋生、方觉等民主志士亦都统统关进去了。共产党的监狱说小也小。20平方的牢房里关上20多人。“犯人”们象沙丁鱼般塞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共产党的监狱说大也大，它要关多少民主志士都关得下。

   三、“体制外施压”的坚定性

    向共产党专制政治作体制外施压有危险性，那怎么办？不施压了？当然不！非但不应放弃，还应坚持下去。之所以如此理由有三。

    1、如果民主政党没有“体制外施压”的具体动作，只作理念阐述，那就不必以政党命名。以称某某学会、研究会、协会更合适。说来那样还更潇洒。既安全又“高洁”。

    2、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专制政权作体制外施压是让人民群众了解民主政党的理念主张、理解民主志士的理想追求、洞悉民主志士的情操气节的重要途径。由于共产党刻意抹黑诬陷，戈培尔效应已经出现。许多民众认同民主却对“民运分子”多有误解。个人的荣辱毁誉实不必挂心，但由此使民主政党缺乏凝聚力则不能不使人担忧。因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必须由民主政党团结、带动广大群众去共同奋斗才能实现。

    3、持续的“体制外施压”一定有累积效应并发挥作用。体制外施压会受到共产党的镇压是必然的且已为事实所证实，但中国民谚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谁能说这么多年来民主志士的前赴后继没有潜在地起作用呢？中国现在当然还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高压，但与八十年代以前相比应该说减轻了相当。这当然与一代又一代民主志士的艰苦奋斗分不开。当你向挂钟看一眼时，分针似乎丝纹不动，但一个钟头后它就整整走了一圈。

   四、“体制外施压”的一个重要方式

    体制外施压的方式很多，并没有固定的形式。但从目前的情况--民主政党的力量、群众觉悟水平、国内外政治生态的分布等等来看，民主政党还没有力量实行某些力度较大的(如组织民众集会等)体制外施压动作。但有一样可以着手做的是，海外民主政党派人回国直接向中共以语言和文字敦促其改革。

    切莫认为这是求中共改革，是向中共进谏、上书。这不是“求”，这是打上门去。这不是进谏、上书，这是向中共下战术，递战表。上书、进谏是体制中人所为，是在维护该体制的目的下劝喻统治者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即使其语言运用相当激烈也不改其实质。从古代历朝忠臣的犯颜死谏到现代“彭黄张周”向毛的据实而争都不外如此。民主志士则不同。他们是在否定专制政治的前提下，以专制政治的一种异己的力量为使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奋斗。即使其语言运用相当平和也不改其实质。中共政权当然不会因为海外民主志士回国向他们递交敦促改革书就改弦易辙了。非但不会，还有可能把回国者抓起来，以刑法105条为据判刑投入监狱，尤其在开始为了杀一儆百，煞住这股从海外回国“打上门来”的“嚣张气焰”，中共很可能会下重手。然而如果海外有很多的民主志士都敢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地“打上门去”，情况就可能有所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将会了解到从前被中共及其海外的爪牙们诬蔑抹黑的“民运分子”其实有着清晰务实的思想和高度的献身精神。这对提升民主政党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乃至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五、是改革还是迫不得己地逐步失守阵地

    在“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斗争策略的讨论”中，我谈及中国的民主转型以逐步改革的模式为妥。瞬时突变看来可能性不大预后也未必理想。现于此，我又着重谈到了民主力量的体制外施压对中共改革的敦促作用。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当今政治情势来看，中共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只是在民主力量的冲击下迫不得己地逐步收缩专制主义的庞大阵地。

    “改革”除意味着在思想上对原有体制持基本否定的认知外，还意味着在组织上已汇聚了某一程度的力量。昔日胡耀邦、赵紫阳欲进行的事业可以称得上是改革。尽管他们的思想境界未必达到当代完整民主理念的境界，但他们对共产党制度的弊端是有相当客观的认识。他们早年投身中共革命，具有一定的理想情怀。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赵紫阳尤其如此。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亦使之建立了相当的人脉关系，使之一旦推行“新政”有起码的可凭借的组织基础。

    反观当今在朝的中共高官，他们“发迹”不外是太子党和中共建政后因政治表现“良好”被提拔上来的“革命接班人”。他们非但没有赵紫阳们青年时期投身革命的献身情怀。而且在中共执政几十年各种倒行逆施中灵魂深受污染，心智亦被高官厚禄所蒙蔽，确难跳出特权的巢臼皈依民主。更何况，他们在和平环境下的庸碌仕途中蹉跎着岁月，在垄断社会公权力的共产党严格的政治体系中上传下达，没有可能象第一代革命者那样能因其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关系。换言之，当今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中即使有若干具有民主思想，乐见中国走向民主的人士，他们也是彼此孤立的。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派别。也就没有进行真正政治改革的勇气和力量。

    胡耀邦、赵紫阳就其自身素质而言是可以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中共顽固老人党掐灭了他们的火星。现在，中共老人党终究基本式微，但却无处再寻耀邦、紫阳。这确实是残酷的政治现实。

    然而，此时另一种政治局面却有可能出现。那就是中共高层中即使没有耀邦、紫阳类真正的开明派，但由于老人党的凋零，继起的权柄接棒者不具有老人党的绝对权威，使之不能象老人党那样肆无忌惮。不再具备“杀他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稳定”的“王震式豪气”。他们坚守共产党政权阵地的能力将每况愈下。而且其中某些有民主思想的官员还会以各种形式进行某一程度的变革，这就使民主力量的体制外施压有了逐步取得实际战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