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 /中国社会民主党

这个观点上的分歧如果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上，那确实不必为之多花精力。但在中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以后，它就具有政治操作层面上的意义。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宣告它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中共宣称它信奉马克思主义，如果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一回事，那中国社会民主党岂不是奉行着与中共基本相同的政治理念？中国社会民主党岂不与中共是同类项了。试问，这样一来，中国社会民主党还怎么能去凝聚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力量去终结中共的一党专政呢？

有人说，中共搞的那一套，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了。七、八十年代，我们在国内与中共政权作面对面斗争时，常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为凭借去批判中共的某些作法。其实，当时双方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因为在最根本的一点上，中共的一党专政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岂有歪曲可言？

今天，如果有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要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好的，共产党国家之所以弊端重重，只是因为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至，那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情怀。但我们再也用不着“打着红旗反红旗”了。我们大可高举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去批判和终结中共的一党专政。而在此过程中，郑重阐明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就尤其具有政治操作层面上的意义了。

在我的拙著<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中，有几个章节就是围绕着这个区别作阐述。但由于此书的印刷量有限，并且还由于此类书籍的枯燥，即便获得了此书的朋友也未必会细心地把它读完。故有朋友建议我为此再写一篇短文，用通俗的语言简单扼要地乃至提纲似的把问题阐明。

二、泾渭分明的源流

马克思主义有明确的创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明确的创立时间。(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这是思想界和史学界的共识。社会民主主义则没有明确的创立人和创立时间。有关的说法是见仁见智的。笔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宪章主义、四十年代法国的路易勃朗主义可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使萌芽了的社会民主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八十年代法国的可能派观点、英国的费边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国的伯恩斯坦主义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二十世纪初年德国的考茨基主义、英国的麦克唐纳主义和稍迟的瑞典汉斯新政使社会民主主义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及<法兰克富宣言>的发表，尤其是19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的问世，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磨炼已基本成熟。然而它还会继续发展。其生命力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宣称它已臻于完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由某一两个天才人物独创。它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思想结晶，汇聚了千百万人的智慧、追求、实践和献身精神。它是由许多条小溪逐步汇集而成长江大河，终究成为历史潮流，流域遍及世界。

宪章主义、路易勃朗主义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之前，在它们之后一系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过激辩，在这种泾渭分明的历史记录下，还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一个流派”，那实在是对欧洲近代、现代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三、原则区别之所在

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究竟何在？在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无论是萌芽期、初步发展期抑或其他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都不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宪章主义者发动的和平请愿，路易勃朗设计的社会工场，抑或蒲鲁东的人民银行，还是拉萨尔的国家资助工人工厂以及后来的种种方案，都贯串着同一个思想线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资本主义。

对这种思想脉络的产生和发展，即使你可以作各种解释。如，畏惧惨烈的流血牺牲，被资产阶级的让步政策所软化等等，但都否认不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自由的认同。他们认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需要把原有的社会砸烂，而是要在经济上约束资产阶级的贪婪，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开创的却又阉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进行充实和发扬光大下去。

马克思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张进行暴力革命，把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器全部砸烂，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作具体的设计，尽管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的思想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已有向民主自由靠拢的迹象，但马克思开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之门，就让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可以进去为所欲为。因此，如果说十九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行为方式主要是基于对民主自由的认同，那么，二十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还从苏联和中国大陆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事实中，取得了反面教材，从而使他们更坚定地走民主自由之路。

有必要顺便指出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法国里昂工人几次起义时，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尚未产生。1848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带有相当的突发性、仓促性。并不在任何一个“主义”的领导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主要是在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独立革命派的主导下。蒲鲁东主义者也卷入其中，是公社委员会中的少数派。而马克思主义者尚不见踪迹。这一事实亦可作为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影响力相当有限的佐证之一。

四、产生误解的原因

稍加分析可知，产生误解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当然有的并非出入误解，而是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硬要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拉在一起，这就当作别论，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了。)

1、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严厉地批判过资本主义。

评判一个思想体系不但要看它批评什么，还应看它主张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批判过资本主义，这是事实。但它们一个主张和平改良，一个主张暴力革命；一个皈依民主自由法则，一个推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岂能混为一谈？法国社会党主席密特朗曾作过这样的表述；“社会党必须绝对根据选票多少决定是否对资本主义进行民主替代。在选票不足的情况下左派宁可尊重人民的愿望而丢掉政权，也都不可为保住政权而违背人民的意愿” 。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它是由自称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铁定执政。从不允许其他政党以选票与它竞选执政权，到根本不允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再至监禁和屠杀公开或秘密组织民主政党的人士，这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彻底民主理念是有着多么尖锐的对立。

这里有三点要顺便指出的是：

(1)、十九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在政治上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自由。如，普遍以财产拥有量为限制来剥夺一部份中、下阶层民众的选举权，不允许组织工会，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在经济上则罔顾劳工阶层的疾苦，任由企业主盘剥工人，社会保障措施单薄乃至付之厥如。从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2)、当代乃至现代的欧美社会早已不是典型资本主义社会了。尤其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已取得极大成就。15个欧盟国家中经常保持11-13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即使由保守政党执政的国家形态也不是典型资本主义，而是在不断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同之中，演变为一种人道资本主义。以至在欧洲已比较难对它们加以严格区分了。(在北美尚可区分)

(3)、中共政权现在还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这是极为荒谬、无耻的。因为欧美社会早已不是典型资本主义了。而恰恰是中共自己的所谓改革“改”出一大堆在欧美社会早已绝迹了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贫富悬殊，工农群众在毫无社会保障的恶劣生存条件下挣扎。此外还有一党专政下固有的贪污腐化，中共还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别人？事情的实质是中共借批判“资本主义”为名，来诋毁拒绝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民主自由的原则。

2、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曾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十九世纪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流派都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对劳工阶级进行剥削，是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的缘故。故此它们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与马克思主义似乎一样。但深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的区别。

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坚持民主自由的原则，它实现公有制的手法是民主政府出钱向私人企业主购买。这截然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对资本家实行剥夺。同样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坚持民主自由原则，使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的公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不能成为官僚。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有企业”(实则党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则成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组成部份。

二战以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执政权。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公有制的设想付诸现实。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它们逐渐发现公有制不但不是改造社会的灵丹妙药，而且还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于是它们纷纷对私有经济的利弊重新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评估。经过反思和研究他们认识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疑会拉大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差距，甚至达到贫富悬殊的地步。但是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公有制无可比拟的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其积极作用应予以发挥，对其负面作用应予以消除或减低。经过许多理论家的深入钻研，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欧洲各社会民主党陆续修正其纲领，扬弃公有制理论，改变“公有化”的作法。只让极少数社会性很强的项目由国家去办。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交由私人经营。同时，又以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险体系来防止贫富过度悬殊和保障广大中、下阶层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中共政权现在也在搞所谓“经济改革”，其内容之一就是部份“私有化”。但由于其坚持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结果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重演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而没有当代资本主义的人道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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