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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的现状及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的现状及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
小引
一、不同的领导人面对不同的世界
二、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新的统治术 (一)、放松浅层自由;扼制深层自由
(二)、收缩专政防线、扩大政治基础、强化镇压手段
(三)、收买精英阶层、制造表象繁荣、煽动民族情绪
三、共产党政权的绝症--贪腐
(一)、反贪更贪的怪圈
(二)、中共官僚的“合法”贪污
(三)、中共官僚的变相贪腐与异常心态
(四)、共产党官僚贪腐的最高段位
四、共产党上层的僵化与中下层的黑社会暴力化
五、极度分裂的社会
六、社会民主主义者任重道远
小引
现今中国社会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相比,“体积” 和能量都实在有天渊之别。但是很多年以后情况会如何呢?这就要看这两个党谁拥有真理,谁是顺应历史潮流,谁逆潮流而动。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专政的政体。中国社会民主党则尊崇多元化民主政治。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必将在社会力系的角逐较量中此消彼长。奉行专制,坚持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必将日益走向衰落,最终被人民和历史唾弃。推崇民主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必将日益成长壮大,在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事务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我们在具有前瞻眼光的同时,又应深刻洞察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必定走向衰微的中国共产党当今还控制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它还具有强大的外壳。为早日终结专制政治,为早日在中国实现民主,我们有必要对当今中共政权的现状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一、不同的领导人面对不同的世界
现在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执掌政权。尽管对这种流行的、显然不恰当的分代说法我们不去深究,但也可从中悟出一个事实,就是当今的中共领导人与毛刘周朱创党的一代已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最鲜明的体现就是这所谓的第四代领导人都丝毫没有“革命资历” 。
在中共本届政治局中,最年长的罗干出生于1935年。曾庆红次之,出生于1937年。吴官正再次,出生于1938年。胡锦涛、温家宝出生于1942年。这就是说他们在中共建政时,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七岁,都对中共政权的建立无寸分之功。这会意味着什么呢?
这首先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具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神化人格。几十年来,中共政权通过其控制的各种宣传手段,从报章杂志到中小学教材,都把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描绘成无比英明、头上罩着光环的神圣人物。他们从北伐到井冈山;从长征到抗日;从百万雄师过大江到打败美帝国主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对於广大群众来说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也就在民主意识极为淡薄的中国人心目中种下了共产党执掌政权合法性的潜意识。共产党如此神武地打下天下当然就该坐天下。
不但毛泽东内心有着极其浓厚的“秦皇汉武” 君王心态,其他刘少奇等亦都极其威严地高高在上。入城后他们与民众就完全隔绝,过着王公贵族的生活。这种极度的威严使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人民的统治是超强度的。不但民众的政治权利被彻底剥夺,要完全匍匐在他们脚下,而且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人民的居住、饮食、就学、职业、婚姻、子女教育、旅游探亲等等、等等一切人生内容无不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中。那时有“螺丝钉” 之说,即每个人都必须做党的螺丝钉。
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这种超强统治模式通过反右运动扩张到地方各级乃至基层单位的党委、党支部书记。1957年初夏短短的两个月里,数十万仅仅由於对本地区、本单位共产党领导人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遭到严酷迫害。当他们辩解自己是拥护党中央的,只是对地方和基层单位领导有意见而已时,共产党严厉谴责他们这种说法是对共产党领导实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要把党中央架空,居心极为险恶。於是,从此以后反对任何一级的共产党领导,甚至反对某一个党员,都可被上纲为反对共产党遭到惩罚。
在那个时代,共产党对人民拥有绝对的驱使权。政治上绝对服从共产党的统治自不待言,经济事务上也在共产党的绝对指挥之中。对1958年毛泽东、共产党疯子般的大炼钢铁和高产田的瞎胡闹,人民群众都丝毫不敢违抗地听从,甚至把自家煮饭用的金属器皿都奉献出来,扔到土高炉里去炼钢。而时隔一年多后,在1959-1960年的人为大饥荒里,中国人民又默默忍受了三千万人沦为饿殍。一句话,毛时代人民群众绝对服从共产党,换言之,共产党对人民实施着绝对的统治。
共产党的超强统治力以极端暴力为后盾。1957年5月,湖北汉阳中学发生学生为抗议大学招生问题而上街游行示威事件。两名教师出面表示支持,并行进在示威队伍中。事后这两名教师被逮捕。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这一血腥判决可以洞悉当年共产党的统治是何等的严酷。
把当今的共产党统治和那时相比,虽都是一党专政,但力度确已有天壤之别。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大大区别于昔日。这一嬗变是始于何时、又有几个大的嬗变阶段呢?
嬗变始于文革。
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重施1957年故伎,把大量学生、教职员工、机关干部,甚至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但是这次情况大相径庭,毛为了利用群众打击潜越他的刘邓派系,遂否定刘邓的作法,把刘邓的作法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号召群众起来批判之。中国原有政治板块因之发生大地震。稍后,在1967年4月,毛泽东又否定了各地军区把夺权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作法,引发又一轮政治大地震。
文革虽在1968年夏,以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被镇压屠杀,或被勒令解散为结束,但反对一个单位党的领导人不能判定为反党则作为新的政治法则沉淀下来。而1971年底林彪事件的公开则使毛的神圣光环骤然暗淡。共产党文革前那种铁一般的统治力已大大削弱。
1978年底邓小平重掌权柄后说是要“拨乱反正” ,但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他都不能“河归旧道十七年” 。他平反政治冤假错案;基本否定了1957年的反右;宣布停止在民众中划分成分。在经济上实施了持续的各种“改革” 措施。废除了毛泽东时代许多极端荒谬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释放了被压制的生产潜能。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嬗变。
文革时期的民众冲击和统治集团的自乱阵脚,再加上文革后邓小平的“新政” ,使八十年代的中国与毛时代的中国已相去甚远。1989年邓小平血腥镇压了八九民主运动后,为诱导人们淡忘他手上的血迹,于1992年初以南巡讲话掀起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相比,它把中国塑造得更加面目全非。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计划外销售、企业自主扩权等使部分共产党官僚开始有限贪腐。九十年代中以后的倒卖外贸批文、企业私有化、圈地建楼,使单个共产党官僚贪污的数目从八十年代的万元、几十万元激增至数百万、数千万乃至过亿。而且共产党官员的贪腐恶行象瘟疫一样地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从各行各业以职业优势为手段的互相坑蒙拐骗到白衣天使堕落为冷血勒索者、人类灵魂工程师蜕变为校园绑架者,中国社会的道德操守已彻底崩塌,而底层民众则被崩塌下来的砖石压得遍体鳞伤。
如果说,第一、第二个嬗变的社会效果基本是正面的话,那么第三个嬗变则正面、负面都有。这三段嬗变社会效应的迭加使共产党不得不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了。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共老人政治已经终结。对中共政权的建立毫无战功的所谓第三代、第四代陆续走上权力要津。这些完全没有“革命资历” 的中共领导人面对与毛时代大相径庭的世界已不可能照搬毛时代的方式去统治中国。他们的统治方式不得不与时俱进了。
二、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新的统治术
(一)、放松浅层自由;扼制深层自由
尽管当今中共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不变,但是,其统治宗旨再也不是毛的世界革命,不再具有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推展到全世界的雄心壮志,而只是维持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在此相去甚远的宗旨之下,他们的统治方式也与毛时代大相径庭。为了在与昔日截然不同的社会大环境下继续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他们采取了收缩政策。这政策可以归纳为这样十二个字,“实行有限自由,坚拒丝毫民主” 。
应该说当今的中国民众比毛时代拥有了许多自由。在经济生活上,毛时代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人们没有选购的自由。在人身行动上受着无数规章制度的管制。职业的选择要听从党安排,做革命的螺丝钉。居住上不能自由迁徙,更遑论农业户口与吃商品粮户口之间的天堑鸿沟。结婚离婚要单位同意;子女就业要靠组织关心,甚至到另一个城市探亲都要单位开具证明。人民群众象工蜂一样严格第按照蜂王指挥作息。
九十年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早在八十年代,粮油主食、肉类副食、衣料、肥皂、生活用煤等的配给制度逐一取消。八十年代中后期,扩大个体经济牌照的发放。人们较易取得个体经营牌照,有了一定程度的创办私人企业的自由。外商厂也开始进入,给人们的择业自由开拓了空间。一些国营工厂的技工和技术人员跳槽到外商厂工作。许多农村男女青年则离开农活来到外商厂的生产线上。邓小平南巡后,外商进入步伐加快。国营企业之间人员的流动也成为现实。随着粮食市场的开放和户籍保甲制的放松、以及人事挡案制的松弛,人们的择业自由和迁徙自由得到某一程度的实现。
李鹏为收罗人心,洗刷他在六四中的恶名,在其任内力主实行双休日制,其后还有所谓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鼓励人们旅游探亲,再也不需为此寻求单位证明。新世纪到来后,中共还有更大的改革措施,结婚、离婚不需单位证明;投考大学无年龄限制;大学生可以结婚;开放公务员公开招考;简化领取出国护照手续等等、等等。这一切使当代中国人民有着毛泽东时代不可想象的许多自由。
但是,我们只要稍作探究,就可知道,这并不说明中共政权有着质的变化。
自由权利可分为人身自由权和政治自由权。人身自由可视为浅层自由,政治自由则是深层自由。九十年代以后,中共逐渐把毛时代彻底剥夺了的浅层自由逐渐给回人民,而对深层自由仍然实行严格控制或扼杀。
深层自由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组织政党)自由。毛时代,人们一句私下牢骚话都会招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当今,共产党对人们私下的言论已无力再管,但对公开、公众言论则仍然实行严格控制。你绝无可能在公众场合发表你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相左的政治观点;你更不可能把揭露共产党反动本质和宣传民主理念的文章刊于书面报章上。至於成立旨在反对专制的政治组织则立即会遭到共产党的残酷镇压。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等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被中共判处十几至二十年重刑。1998年,一批七九、八九两代民主志士组织中国民主党。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几十名中国民主党的骨干成员被判十几年重刑。至今秦永敏、高洪林、查建国、毛庆祥等十几名民主党志士仍在黑牢之中。2003年,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十年重刑。王小宁于2001年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2002年王小宁向我提出退出中国社会民主党,另组完全扎根大陆本土的“第三条道路党” 。旋即被秘密逮捕,并于2003年秘密判处十年重刑。去年,作家杨天水重组中国民主党,又被中共逮捕,判处十二年重刑。共产党镇压的疯狂程度在新青年学会案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如果说胡石根、秦永敏、王小宁、杨天水等的几波组党行动是挑战了共产党最敏感的神经,那么杨子立等四名青年知识分子组织“新青年学会” 则完全是和缓的社团行为,理应不会招致大祸。事实上“新青年学会” 也并不作尖锐的政治诉求。它只是十分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为民工子弟创办民办学校。但万万没有料到,对“新青年学会” 这样旨在以平和手段改革社会现状的社团,共产党都要以最严酷的手段予以镇压。“新青年学会” 四君子被判处六至十年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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