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组织发展工作报告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于2000年。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若以1982年中国之春创刊为萌发的标志，那么到2000年就已走过了十八个春秋。在这十八年的历程中，海外出现了许多民运组织。那些昙花一现的暂不计入，能一直坚持到二十世纪末的就有民联、民阵等好几个组织。於是在中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之后，就有朋友提出疑问甚至批评，为什么你们又要再立一个“山头”？

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内心都明白，我们再立一个“山头” 实在有不得不立的苦衷。海外民运组织虽多，但在理念上却不甚细致。固然，大家都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可是，这只是个大原则。如果只讲这个大原则而缺乏许多细致的内容，民主的诉求就显得空泛。对民主原则的覆盖面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推崇自由主义的民运人士会认为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最能突现民主的真谛，而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以此为满足，我们认为民主的精神不仅仅是体现在多党竞争、议会政治、三权分离、军队国家化，而且还要体现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即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公正，社会公权力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对从八十年代就高举海外民运大旗的民联、民阵等组织，我们深表尊重。它们历经许多困难波折而矢志不改。中共专制政权为了打垮海外民运，不知费了多少心机但都无以得逞。这充分说明了海外民运同志民主意念的坚定。可是我们不得不提出的是，争取民主除了意念坚定外，还需要有系统的理论，建设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更需要系统的理论作指导。而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经过千锤百炼，在许多国家取得了成功实践的理论。可惜的是，海外民运的朋友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非常漠视。推崇社会民主主义的刘国凯等人向许多民运朋友都推介过社会民主主义，但都得不到回应。在1997年初民联阵-自民党合并的大会上，以特邀贵宾身份参加大会的刘国凯在发言中扼要介绍了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大声疾呼中国应该有中国的社会民主党。可是，海外民运始终对社会民主主义不愿涉足。在这种情况下，刘国凯、方圆等人才不得不站出来筹建中国社会民主党。

从2000年创建至今，六、七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得到一定的发展。在海外建立了美东、美西、香港、台湾、欧洲、日本党部，在国内建立了八个省市级党部和更多的支党部。但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在海外或是在国内，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发展的规模都小於我们原来的预期。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组织发展迟缓是整个海外民运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些组织非但没有发展，而且不断在萎缩，有的甚至名存实亡、乃至消声匿迹。相比之下，法轮功却在迅速发展。原因何在？原因会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明确的是，法轮功最起码对参加者有着基本的吸引力，那就是修炼法轮功有强身健体，去病怯疾的直接益处。而海外民运的参加者于己谈不上有任何的直接益处。

民运组织发展的瓶颈还在于共产党政权的表象稳固。更不用说中共在海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以抹黑海外民运、渗透拉拢收买海外华文媒体和侨界人士，这使很多人对中国的民主前途产生幻灭，觉得中共政权气数未尽，民运前途茫茫。

外部资助极端缺乏是造成海外民运组织发展瓶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组织发展工作跟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人力去承担。目前海外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绝大多数都需自食其力后再以工余时间去从事民运工作，这就使组织发展、理念宣传、国际联络等工作都受到人力物力短缺的限制。

作为海外后起的民运组织中国社会民主党除了面对以上几样对民运组织发展的带普遍性的负面因素外，还有其特别的因素。

海外民运已存在了二十多年，经历了从兴至衰的过程。中国社会民主党不是在海外民运兴旺的时节产生，而恰恰是在它日益萎缩的情况下萌芽。破土而出的中国社会民主党面对的不是万物欣欣的春天，而是萧瑟的寒冬。能在政治寒冬中坚持跋涉的民主志士都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民运组织的骨干。换言之，运作了多年的几个海外民运组织已把海外坚守民主营垒的志士们集结殆尽，继起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要在海外发展组织不能不面对热忱之士枯竭的局面。但是，对民主的向往和追求总会有继往开来的人群。现今，集结在中国社会民主党旗帜下的人士多数是海外民运的新血。

与真正的民运组织发展迟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有几个打着民主党旗号的、专以办政治庇护为业的“民运组织” 却相当兴旺地发展起来。这些“民运组织” 有办公室；有专人负责接待来访者；有专人给申请者办政治庇护事宜。於是，参加民运与个人需求挂上了钩，这就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们。

对於真正在国内遭受政治迫害，到海外后又愿意投身民主运动者，帮助他们获得政治庇护是我们民运组织义不容辞的职责。可是我们不能认同以办理政治庇护来赚取经济收益的作法。若在办理此项事宜的过程中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更应受到谴责。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民运组织” 在经济型政治庇护案的办理过程中，也在客观上壮大了民运的声势。近两年，纽约六四纪念集会上，为取得政治庇护而被那些“民运组织” 动员来参加集会的政治庇护案申请者已超过真正的民运人士。鉴此，我们在批评以获取经济利润为目的办理政治庇护案的同时，对政治庇护的申请者却应抱以友善的态度。希望他们在申请政治庇护的同时催生他们的正义感，希望他们在获得政治庇护后能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进程。

中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内的组织发展也面临困难。现今，在中国本土最具组织实力的是中国民主党。而中国民主党并非海外民运团体，它是在中国国内萌芽生长起来的。它集合着七九、八九乃至新世纪两代民主志士。就海外民运组织而言，最重视在国内发展组织的是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也正因为这样，中共当局动用了极大力量来迫害打击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内组织和成员。

中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后，在2001年到2002年间，国内组织得到令人鼓舞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产生了盲目乐观和麻痹大意情绪。在某些具体作法上对组织工作的秘密性重视不足，以至南方好几个省市党部的组织被共产党的政治警察破坏。党部的领导人被拘捕。拘捕释放后均在严密监视之中，不能再有任何活动。其中最严酷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社会民主党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北京党部的王小宁被秘密逮捕后判处10年徒刑。

现在中国许多地方都爆发民众的维权运动。如果这些运动中一旦有民主组织成员的介入，共产党将予以极其严酷的镇压。例如2000年四川达州爆发钢铁厂工人追讨欠薪的集会示威活动。中国民主党成员王森、胡明君仅仅因为发表声明，支持工人的斗争，就被判处10。12年重刑。共产党的作法是，对参与维权运动的群众实行驱散和瓦解，而对介入维权运动的民运组织成员则实行严酷镇压，判以重刑。共产党这一作法的目的是把国内民运组织的活动压入地下，使之不能公开与群众结合，不能在群众产生影响力，从而也使民运组织不能得到广泛的发展。

面对海外和国内的政治生态，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必在现阶段对组织发展报以过高的期望，订出过高的指标。但是，我们同时又要坚定不移的发展国内外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组织是理念的运载工具。没有组织，理念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只有以坚强的组织为运载，理念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一旦中国的民主进程有突破性发展，将会在一夜之间产生成百上千的政治组织。然而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沦为政治泡沫。只有已具备系统成熟理论、其组织种子早已洒遍大地的组织才能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成为这样的组织。现阶段我们要积极地去做工作。利用各种渠道、方式、途径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在此基础上审慎、务实地发展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积累、积聚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能量。

在国内，我们不要急于建立成形的组织，不必急于建立更多的省市党部和支党部，而应积极发展党员。分由可靠的海外成员分别与众多的国内党员作单线联系。保护国内党员免遭专制当局的政治迫害。国内党员在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和凝聚更多志同道合者的过程中也不急于表明自己社会民主党员的身份。

中国社会民主党绝对不是包打民主天下的英雄。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有赖于各民运组织、众多仁人志士和所有反对专制认同民主的广大民众的集体努力，也有赖于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和中共内部的分化离析，甚至还有赖于共产党制度性的、不可逆转的贪污腐败最终造成民怨沸腾、自掘坟墓。

对於海外组织的发展，我们应该从新的视角去寻找自己与那些政庇“民主党” 的差距。对他们以办理政庇来敛财的动机我们当然要予以唾弃和谴责，但是对於他们那种能走上街头，宣传他们的组织，联系群众的作法却应予借鉴。

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民运组织早就应该象那样走上街头去宣传民主理念，公开吸收党员。对於曾在国内遭受过中共政治迫害，来到海外后又愿意投身民主营垒的人士，我们也应帮助他们获得政治庇护。我们不从中攫取丝毫经济利益，但我们希望他们成为中国民主营垒中的真正成员。这样，我们在帮助了他们的同时也壮大了民主的力量。

同志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目前还是一株幼苗。幼苗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其一有赖于它是否具有健康坚强的基因，其二有赖于后天充足的施肥浇灌。中国社会民主党有着健康坚强的基因。这就是理论上它以系统成熟成功的理念为指导；实践上，它那尤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倾向使之会在中国普罗大众中拥有先天的向心力。至於它能否得到充分的浇水灌溉，就要看我们一代又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否具有奉献精神，锲而不舍、披荆斩棘地去拓展。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务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跋涉，必将积蛙步而至千里。中国社会民主党必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