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纪实 /中国社会民主党

3月15到16日，当来自欧洲、香港、台湾和美国旧金山、西雅图、佛罗利达等地的会议代表都陆续到达林肯大酒店报到之际，一场暴风雪突然袭击了美东地区。包括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在内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纽约党部的十几名代表本已购买16号下午四时的机票飞往洛杉矶。班机预订16号傍晚7时许到达。这样，休息一晚后正好第二天参加会议。但是这一预订全给暴风雪打乱了。

3月16日晨间，来自北极的寒流裹着冰粒型大雪直扑美东。纽约肯尼迪机场关闭了当日中午以后的两百多个航班。美东党部朋友们所订班机当然也在关闭之列。这是个令他们忧心如焚的消息。在许多旅客都纷纷离去之际，美东党部的朋友们始终留在机场里，打听着各种信息。当他们得知机场最早恢复的班机是17日早上6点30分的班机时，就在“第一时间” 以排在最前面的候补位置抢占了“有利地形” 。为了保持这“领先” 地位，他们十八个钟头都坚守在“阵地”上--坐在候机室的地上。刘国凯鼓励大家说：“国内的民工春节时为了买车票回家乡排几天几夜的队。我们现在为了去得成洛杉矶开会就做一次洋民工吧！”皇天不负苦心人，17日早上6点30分的班机有几个位置的旅客误点。刘国凯、周延风等五名代表得以登机。其他的代表也在后续班机中候补成功。

在美东代表延误之时，秘书长刘因全镇定地支撑着局面。他在17日早上会议预订召开之时，向新闻媒体介绍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情况和会议的筹备过程；向与会的代表和特邀来宾讲明情况。力求大家保持饱满的精神，而不受会议延迟的干扰。

17日中午12时班机飞抵洛杉矶。刘国凯五人立即乘出租车赶往会场。12时45分到达林肯大酒店。由于秘书长刘因全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刘国凯等迅速进完午餐后。会议于1点正召开。

二、对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极其精辟分析--刘国凯的政治报告

会议全程由秘书长刘因全主持。按会议程序，在向中国五十八年来因反对中共专制政权而被屠杀的民主志士，和所有被中共政权屠杀的无辜民众默哀一分钟后，就是会议特邀来宾致词。民阵、民联、民联阵、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的主要领导人都率团参加会议。他们在致词中都对会议表达了衷心的祝贺。充分表现了海外民运组织之间的融洽和团结。

刘国凯不囿于一般政治报告的公式化程式，而对中共政权和中国现实作了尚未有人作过的全面深刻的剖析。刘国凯的演讲分六个部分

刘国凯首先指出当今中共的领导人与毛刘周朱创党的一代已大不相同。这就是被称之为第四代的领导人都丝毫没有“革命资历” 。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具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神化人格。神化了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人民拥有绝对的驱使权。在1959-1960年的人为大饥荒里，中国人民默默忍受了三千万人沦为饿殍，而丝毫没有反抗。

把当今的共产党统治和那时相比，虽都是一党专政，但力度确已有天壤之别。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大大区别于昔日。人民对共产党的统治敢于起来反抗。而且反抗愈来愈激烈。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一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七十三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三百七十六万人次。

刘国凯指出：当今完全没有“革命资历” 的中共领导人面对与毛时代大相径庭的世界已不可能照搬毛时代的方式去统治中国。他们的统治方式不得不作了许多的调整。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新的统治术首先是放松浅层自由；扼制深层自由

毛时代民众承受着无数规章制度的管制。粮食配给制、户籍保甲制、人事档案制三制把人管得死死的。不但职业要服从党安排，居住不能自由迁徙，甚至结婚离婚要单位同意，到另一个城市探亲都要单位开具证明。九十年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较易取得个体经营牌照，有了一定程度的创办私人企业的自由。外商厂也开始进入，给人们的择业自由开拓了空间。一些国营工厂的技工和技术人员跳槽到外商厂工作。许多农村男女青年则离开农活来到外商厂的生产线上。随着粮食市场的开放和户籍保甲制的放松、以及人事挡案制的松弛，人们的择业自由和迁徙自由得到某一程度的实现。新世纪到来后，中共还有更大的改革措施，结婚、离婚不需单位证明；投考大学无年龄限制；大学生可以结婚；开放公务员公开招考；简化领取出国护照手续等等、等等。这一切使当代中国人民有着毛泽东时代不可想象的许多自由。

在肯定当今中国民众已享有这些自由权利以后，刘国凯指出自由权利可分为人身自由权和政治自由权。人身自由可视为浅层自由，九十年代以后，中共逐渐把毛时代彻底剥夺了的浅层自由逐渐给回人民，浅层自由的放松不但不会危及中共政权，而且在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搀和下会起到某一程度扶持作用。在毛时代，人群中一些潜能较强的人往往被压抑着，被迫做着与其能力不相称的工作，从毛时代走进邓时代，尤其是邓后时代，他们的确有被解放的感觉。人身自由的获得使他们的勤劳和聪明才智有了发挥的余地。有技术的人们纷纷去跳槽找更好的工作。更有开拓精神的人们去自创企业。能读书的人们去争取文凭和学衔以走向社会上层。即使是没能离开家乡的农民，有的也因创办养鸡场、做养鱼专业户、搞客运货运等取得成功。当他们赚到金钱后，如雨后春笋的遍地商品房、小汽车、高级家用电器等着他们去购买消费。还有花样百出的娱乐项目、旅游景点等待他们去享受。成功者成为奋斗者的示范，激励着更多的人为获取物质享受去拼搏。他们对这种社会现实感到满意。他们不再关注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制度是否合理。客观上他们认同或认可了共产党的统治。这与毛时代靠高压、愚民来使民众绝对服从其统治无疑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深层自由是什么？刘国凯说：深层自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组织政党）自由。毛时代，人们一句私下牢骚话都会招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当今，共产党对人们私下的言论已无力再管，但对公开、公众言论则仍然实行严格控制。你绝无可能在公众场合发表你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相左的政治观点；你更不可能把揭露共产党反动本质和宣传民主理念的文章刊于书面报章上。至於成立旨在反对专制的政治组织则立即会遭到共产党的残酷镇压。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等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被中共判处十几至二十年重刑。1998年，一批七九、八九两代民主志士组织中国民主党被判十几年重刑。2003年，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十年重刑。尤其残暴的是杨子立等四名青年知识分子组织“新青年学会” 也被判处六至十年重刑。

对浅层自由的放松和对深层自由的继续严控，这成为当今共产党维持其专制政权的两手。

刘国凯二个新的统治术是二次收缩专政防线、扩大政治基础、强化镇压手段

毛时代实施着全方位的绝对统治。每一个社会细胞--工厂、商店、学校甚至街道里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链的一节。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与这种全方位绝对统治互为支撑的是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和人身强制。当今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继承的是毛创立的、却被邓小平等变了调的家业。计划经济的萎缩；人身强制的放松，使中共当代领导人再也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在许多私人企业里、外商企业里、尤其是在个体经济里，共产党的组织已失去了活动的空间。新的大片公寓楼的兴建，也使昔日互相知根知底的街道保甲制日益式微。粮食配给制的取消使人们易于四处流动。面对这种今非昔比的局面，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不得不收缩其政权的防线，从昔日的“落实到基层” 收缩到军队、警察、司法、民政和施行各种行政权的政府机构。只要这些要害部门、这些政权的精髓和象征仍然在共产党手里，江山就不会变色。。

八十年代以前，一个国营企业就是一个小王国。里面有保卫科--施行警察司法权。他们甚至能在厂里私设牢房关人。有武装部，管理指挥本单位的军队--武装民兵。有政工科、宣传科、共青团、人事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俨然是一个政权的雏形。九十年代以后，这成千上万的小王国瓦解了。无产阶级专政高大的城墙倒塌了一大片。专政的铁杆捍卫者们退却到皇城之内，高筑皇城的陡墙。别看皇城之外人声吵杂，只要居高临下的皇城里意志一律，随时可以派出尖锐力量冲出城门，消弭各种吵杂骚动，那么这个毛泽东创建的，邓小平改建过的，就仍然是共产党主导的红色江山。

毛时代共产党是虐待狂式地进行镇压屠杀。不但镇压那些为数极为稀少的政治反对者，而且镇压那些仅仅是出身于历史上的敌对阶级，而在现实生活中俯首贴耳、苟且偷生的人们。当今共产党则是实行有选择的有限的镇压。即只镇压政治反对者，对服从其统治的人们，不论是什么出身，都可在达摩克利斯剑之外。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除了奉行这种收缩战略外，它还极力扩大其政权的基础。毛时代峰期中国八亿五千万人口，共产党党员三千万。两者比率为百分之三点五。现今中国十三亿人口，共产党员六千八百万，比率攀升为百分之五。这个比率就是说每二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中共党员。除开少年儿童；除开那些四处流动谋生的农民工；除开城市里大量底层民众--这许许多多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的人们，那么，这个比率就会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换言之，在社会上较有稳定生活状况的人群里，平均几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一个多么高的比率。在共产党的社会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共产党员的人数竟还能如此大幅度增加，这说明共产党已从当年严格挑选党员到拉人入党。事实上在许多高等院校里，入党的容易程度已相当于毛时代入团。

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扩大其政权基础的手段还有个一招，扩大官员队伍。从毛时代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革命接班人，到邓时代大胆地提拔、破格地提拔，培养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共产党的官吏队伍已空前膨胀。1979年毛去世后的第三年，邓时代的元年，共产党的编制干部279万人，十年之后增加为543万人，再过八年之后，即1997年，也就是邓小平去世之年，共产党的在编干部激增为八百多万人。同期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官吏数目则增加了百分之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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