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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集权香港5

对中央政权来说,香港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香港对中央政权有强烈的疏离感,在香港,甚至有“逢中(中国)必反”的现象。这反映,香港人对中国的中央政权极度不信任。2005年,在第二届行政特首董建华辞职后,曾荫权通过补选程序继任。如果曾荫权作为第三届特首,他将有五年任期;如果曾荫权只是接替董建华完成第二届行政特首的任期,他只有两年的任期。原来的法律对这样的情况没有做出规定。按照通行的惯例,曾荫权是代理特首的职位,任期应该是两年。中国的人大常委会也是这样解释的。但这个解释仍然受到反对,反对者认为香港的自治权受到侵犯。
   在中国被视为非法的政治活动,可以在香港不受限制。可以说,多数的香港人是中国中央政权的政治异己人士。1989年后,每年的六月四日,香港都有烛光晚会,纪念1989年的这一天在北京的遇难者。2007年,参加这个晚会的人坐满了6个足球场,组织方表示有5万5千人参加。2006年和2005年也有超过4万的规模。每年的六月四日,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会谈论关于那一年“反革命暴乱”的话题,顺带把中国的中央政权指责一番。
   在中国的这一天,类似的活动即使属于几个人的小规模也会被取缔。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曾在广告栏内登载一条很不显眼的广告:“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的母亲致敬”,一个城市的晚报在广告栏内的14个汉字却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都晚报》之所以登载这则广告,只是因为疏忽。这个报社的年轻雇员不知道发生在18年前的那一场被中央政权镇压的“反革命暴乱”,以为“六四遇难者”与一场事故联系在一起。自然,相关的责任者被解雇,也许还包含了其它处罚。即使是香港亲中的媒体,在中国内地都会受到封杀。香港的报纸,内地并不能任意订阅。中央集权的整齐划一与香港的多元化和包含性总是一对矛盾。
   末代港督彭定康曾私下对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说:“你们必须要更信任香港,香港是世界上最不会发生颠覆活动的地方。”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一般的香港人厌恶暴力,谁都明白这样浅显的道理:和平是最大的商业利益。每个香港人都有发展机会,香港政府虽然会有问题,但也算得上廉洁高效,香港人可能与政府存在冲突,但香港人只想改进政府,不会去颠覆政府。香港人不像台湾人那样有民族意识,他们只关心自治权。
   但对中国政权来说,香港是一个威胁。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人可以批评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在英国本土也会受到类似批评。在中国统治下,香港人批评中国政府就犯下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忌讳。中央集权的政权害怕批评,不一定是没有容量,这会危及统治的稳定性。在中国不能容忍的组织在香港天天存在,中国政权不能容忍的行为和言论在香港天天发生。法轮功在中国被取缔了,但还能在香港活动,在中国不能出版或已经出版不能发行的“禁书”在香港能出版发行。在香港的教科书中,“六四”事件是中央政权实施的一场屠杀。中央政权绝对不会容忍内地有这样的教科书。
   香港是一个天主教区,主教陈日君不仅反对中央政权对香港宗教信仰的干涉,还坚定站在梵蒂冈一边,批评中国干涉内地天主教徒的信仰和抵制梵蒂冈对中国境内主教的任命。梵蒂冈对历史上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封圣受到中国的批评,而陈日君支持。
   香港也成了抗议中国政府活动的中心。在香港的游行示威中,政治诉求也不局限于香港,还有对中国打击政治异议人士的抗议,还有打击中国政治腐败的呼吁。香港人和在香港活动的中国人不只在保护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他们还在推动自由在中国实现。他们不断在而且不会放弃触犯中国的政治禁忌。其实,香港可以只管自己的事,保持与中国中央政权相安无事。但这不是香港人的品格,回到中国怀抱的香港只要有自由和宽容,就会管中国的闲事。
   香港的民主派不只是维护香港的民主和自由。香港有立法委员在立法会上提交过谴责中央政权1989年镇压“学生和平示威”(中央政权的叫法是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议案,他们甚至谴责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这些事情在香港能够发生,是因为有香港的自治权,但这些都是中央政权最不能容忍的。如果在中国内地,陈日君不仅做不上主教,肯定会有牢狱之灾。而谴责共产党一党专制在中国是标准的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刑事犯罪,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中国内地的人虽然关心中国,但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付诸行动的勇气。日本和西方国家很少对中国的统治者进行指责,他们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指责,对此,中国政权并不在乎。台湾关心中国较多一些,但台湾关心的是与台湾独立和主权有关的事情,中国政权的内部事务和中国民主运动,台湾人并不关心。从1949年后,很少有中国人向台湾迁移。能够算得上规模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在朝鲜战争中,中国被俘的官兵不愿回中国,他们去了台湾,他们现在都已进入老年或已经故去。第二次是1990年代后,台湾商人来中国投资娶过去的中国女人,这些女人在台湾唯一关心的是她们在台湾的地位。她们被称为“大陆新娘”,在台湾受到歧视,台湾对她们的权利限制比“越南新娘”还厉害,“大陆新娘”所要争取的只是“越南新娘”在台湾的权利。这是她们在台湾政治斗争中几乎唯一的内容。
   可以说,香港是中国政权最头痛的地方。与台湾不同,香港真的关心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不同,香港有宽容的环境。香港关心中国既是出于香港的需要,也是对中国单方面的热情。可以说要真正了解中国,香港是最好的地方。香港对中国的关心不仅范围广,而且程度深。中国中央政权可以不在乎台湾,因为台湾对中央政权没有威胁,台湾只想成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并不想刺激中国。但中国政权可能不会容忍香港。香港是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流亡集中地。在西方国家,也有中国的政治流亡者,但他们人数较少,势力不强,他们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很难在西方国家生存。香港是华人社会,不存在这样的障碍。香港毗邻中国,从中国逃亡香港很方便。这些流亡者对中央政权充满仇恨,他们享受到香港的宽容和自由,也想把这种宽容和自由带到内地,这是对中央政权的直接威胁。
   政治内幕、权力斗争、权力分赃、腐败和人民的困苦,这些外国人不屑关心而中国人无法关心的事情就由香港人来做,这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
   香港总会存在这类对中央政权的敌意,而且将来还会存在。如果说在中国内地,中央政权被粉饰成了永远替中国人着想、有无限大能、没有自我利益的神,在香港,中央政权则是地地道道的一个俗物,而且藏污纳垢。香港虽然没有直接指出这种政权应该被替代,但了解到中央政权本来面目的中国人会做这类事。一点也不奇怪,在香港的基本法中有一个第二十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联系。”
   如果香港实施这条法律,香港的监狱至少需要扩大五倍。香港没有屈从中央政权的压力,至少在1997年后十年没有让这一条款发挥效力。这一条法律是否执行成为了中央政权和香港之间最大的冲突。因为2003年、2004年香港民众超过50万人游行反对香港当局针对基本法的第二十三条立法,中央政权让步了。但中央政权并没有放弃,这条法律条款仍然是未来中央政权与香港发生冲突的一根导火线。
   在英国统治时期,虽然香港政府也曾阻止,但香港至少是中国革命者的一个接待站。孙中山试图推翻满清的统治,早期就在香港组织革命的资源;和他并称为“四大寇”的另外三个人均是香港人或在香港生活。后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革命者虽然没有在香港发动过战争,也曾经在这里逗留,或者筹集资源、或者进行策划、或者从这里出国流亡。提出在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的邓小平没有亲临香港参加香港的主权交接仪式,人们普遍感到遗憾,但邓小平曾至少六次出入香港,那时的身份是所谓的“革命者”,他来香港不是为了发动革命,而是为了逃命。1989年,中国学生运动受到打压的人很多流亡香港或从香港向西方国家流亡。1990年代被中国官方指控的走私犯赖昌星逃命也是从香港转到加拿大的。香港给反政府的人提供了躲避或出逃的窗口。
   在1997年后,香港是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的一块软肋,它的存在大大降低中央政权的威力。中央政权精心设置的宣传,香港媒体可以轻易戮穿。中央政权的异己分子在香港获得藏身之地和施展拳脚的空间。中国还有什么地方能比香港让中央政权更反感呢?中央政权可以在减轻人民负担、增加人权上做一些让步,但决不会允许反对自己的力量存在。因为无须顾及多数人的意愿,满足政权的需要是统治的首要目标。中央政权虽然道貌岸然,却极度自私。如果中国中央政权收回的香港成为中央政权的一个威胁,它当初就不会收回香港。中央政权不会轻易放任香港成为自身的一个威胁。
   香港的自治是封闭的,香港更像一个国家。香港与中国之间有真正的边界。中国与香港之间有严格意义的海关和移民局。而且,中国与香港之间的人员往来比中国与美国的人员往来有更多的制度限制。只要有足够的钱,中国人都可以到美国去,但能自由到香港的中国人却被限制在四十多个城市以内。
   “一国两制”这种封闭式的自治当然是对香港的保护。香港与中国有太大的经济差距。即使对中国人进入香港有严格的限制,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仍然成为香港的一个社会问题。香港有较多的单身女人,这是因为中国内地女人大量进入香港,与香港的男人结婚。因为在香港出生的婴儿可以取得香港居民的资格,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怀孕妇女拥挤到香港的医院生孩子,这对香港的福利支出是一个负担。因为香港的富豪较多,中国的暴力犯罪有一部分转移到了香港,抢劫、绑架香港的富豪更有吸引力。
   “一国两制”也是对中国的保护,中国与香港的隔离也减弱了香港对中国的影响。这也是中国能够容忍香港自治权的一个原因。中央政权并不在乎香港的自由,但在乎香港的自由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如果香港对中国内地有影响,中国政权就会干预。中国广东毗邻香港,那里可以收播香港的电视,当播放的节目是中国政权认为的敏感内容,如香港人民抗议香港政府针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而举行大规模游行,这时,内地接受的香港电视台、电台的信号就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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