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中有一个漂亮的台词：普选是最终的目标。我认为在中央集权的框架下，普选不可能实现。香港民众有民主的强烈要求，有调查显示香港过半的民众要求在2012年实行行政长官的普选。这一要求在2007年向中央政权明确表达出来。在2007年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可以在2017年及以后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在一些人看来，这个决定除了否决了香港民意要求2012年行政长官的普选，没有实质意义。行政长官普选与中国中央政权的任命发生矛盾。如果普选出的特区行政长官中央政权不予任命，将会导致这样的局面：中央政权与全体香港人民对抗。如果特区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就会让中央政权对特区行政首长失去影响力。2007年，有记者问新当选的第三届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为谁打工时，曾荫权回答他是为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打工。中国内地的地方长官也是同类的回答，他们的职责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万民解难。”如果香港行政长官由人民普选产生，就很难保证香港政府能够顺从中央政权的指挥棒。当然，现在的香港政府不会像内地政府那样“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们要在香港市民的需求和中央政权的要求之间保持平衡。他们要两面讨好。但中央政权的影响力更大，香港政府更多地会迁就中央政权，而不是香港的民意。“皇后码头”被认为是香港的“历史记忆”，民间保育人士反对香港政府拆卸。2007年8月1日，政府在皇后码头清场时，“保育人士”中就有市民表达了对香港政府的不满：“我们给他们（政府人员）出粮（纳税），他们却听上面（中央政权）指使。”

   中央政权没有放松对香港特区政府重要官员（包括法官）和立法会的控制。在反对香港普选上态度坚决。并列举了种种理由，如“时机不成熟”，“民主逐渐推进”。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离任前推行立法局（后改称为立法委员会）选举改革，增加立法委员直选的比例，引起中国政府的强制不满。在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下，彭定康成了当时中国人最痛恨的人之一，他是“流氓”、“毒蛇”、中国人民的“千古罪人”。英国方面也试图在与中国的谈判中增加香港人的权利，这令中国政权厌烦。中国政权把香港人的普选权和民主权力当作了潘多拉盒子。在中国政权看来，英国是一个流氓，因为英国在移交香港主权时，试图把这个魔盒交给中国。中国政权认为，英国只是为了让中国接受香港后陷入困局，中国当然坚决拒绝接受这个魔盒。中国政权在与英国谈判时，对香港人的民主权力含糊其词，在这一方面，中国政权没有让步。所以说，中央政权将会尽可能地阻止香港立法会与香港特首的普选，也不会增加民主的份量，而只会增加中央政权干预的份量。

   香港自治是为台湾提供一个范例，香港问题是台湾问题的延伸。1997年后的十年历程已经表明香港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自治范例的价值。香港的自治也越来越不符合中央政权的需要了。

   中央政权确定香港“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是在1980年代。这个时期，台湾的“和平统一”还有希望，海峡两岸关系由紧张走向缓和，双方的官方开始互相传话，后来还能直接对话。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仍然把“统一”作为基调，还认同“中国”，虽然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华民国”的含义很模糊，在李登辉时期，它已经变成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可以解读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国民党政权根本就不理会“一国两制”，这个政权把“一国两制”理解成了让台湾落入中国中央政权布置的陷阱的诱饵。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认同“中国”，是基于儒学传统的“国家伦理”，这些掌权者不想承担“分裂国家”的罪名。这既是蒋介石政策的延续，也是在国际环境孤立下的一个现实举措。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权是从中国大陆败逃到台湾的政权，如果不认同“中国”，这个政权就会失去凝聚力，也可能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国民党政权如果不认同“中国”，就会使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处境：这是一个外来政权。国民党政权要争取台湾人的认同，就拼命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根本不信任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没有与共产党政权完成“祖国统一”的意图。国民党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但2000年前后，“中国”已经成了国民党的负担。国民党成员已经本土化，而且，台湾已经实行民主制度，台湾的选民决定了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1998年，国民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他的身份不是中国人，而是“新台湾人”。在一场选战中，在任总统李登辉问马英九：“马英九，你是哪里人”？马英九面对在场上万民众，回道：“我是吃台湾米长大，爱台湾的新台湾人。”最后马英九赢得了选举。在2007年，民进党发起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在民进党看来，台湾的国家主权资格不成问题，问题只是台湾还没有加入联合国。马英九作为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他反对“统独公投”，但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返联公投”。马英九和国民党在认同台湾的主权上与民进党已经区别不大。

   在2000年，台湾的本土势力民进党开始执政，民进党的全称是“台湾民主进步党”。这是一个认同台湾立国理念的政党。民选的政权争取到了被统治者的认可，本身就有合法性，它不需要借助于“中华民国”的道统。台湾的民选政权可以轻易抛弃“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中国政权总在自欺欺人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认同“祖国统一”。过去台湾的舆论还有种种借口回避“和平统一”，如中国没有民主、中国很贫穷。马英九曾把共产党政权没有平反“六·四”作为借口。现在台湾已经不提借口。几年前，陈水扁抛出过“一边一国论”，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议。台湾前行政院院长游锡堃在2007年接受香港《开放》杂志采访时说，“台湾与中国已经是一边一国，没有统一问题。未来是否合并（成立联邦，邦联）我看不出有此可能。”这已经算不上“怪论”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已经铁了心坚持台湾的国家主权，中国“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构想成为空中楼阁。至少台湾官方从来就没有对“一国两制”做过正面回应。将来，即使国民党在台湾主政，也不可能有正面回应。在台湾，“没有主权，就没有自由”已经成为常识。对于香港回归中国，台湾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同情，是悲哀。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的前夕，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府发布了“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的报告，称香港没有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而这正是“值得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必须要感到庆幸和警惕的地方。”

   因为香港的“一国两制”，香港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很难和谐，这不符合中央集权尊卑等级的礼仪秩序。在亚太合作组织的会议上，香港特首与中央政权领导人平起平坐，好像是兄弟关系。但当香港特首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或向中央政府述职时，他们变成了父子关系。按照中国的儒学传统，一个中国的附属国的元首要求与中国这个集权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平等，就是一种越位和叛逆的行为，何况香港是中央政权的属地。中央政权让香港（还有澳门）与中国并列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只是让它们扮演一个与台湾并列的角色，以向世人昭显加入这些国际组织的台湾与中国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中央政权没有这种政治需要，绝不会让香港成为某个国际组织的成员，与中国平等。

   因为香港，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中国人痛恨英国。毕竟割让香港是因为强权政治，这让中国人感到屈辱。儒学是以我为中心的伦理，亲近自己人，排斥外人，而且儒学强调华夷之辨，有种族和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儒学培养了中国人既自负又自恋的民族心理。中国的集权统治者也善于利用这个民族的弱点，借煽动排外来增加凝聚力。无论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如何仁慈，英国只会得到中国人的诅咒。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英国已经得到了中国人的诅咒。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香港的施政不符合中国政权的意图，中国官员不是批评他是否公正、是否越权，而是攻击他的动机。一个官员指责彭定康的政治目的是“利用香港，颠覆中国”，只要这句话，就足够让中国人亢奋起来。

   但香港人对英国的情感与中国人大不一样。这是人之常情。中国的汉族人不仍然对满清的皇帝歌功颂德吗？在满清统治者被推翻后，在满清的遗老中，不也有很多汉族人吗？试图恢复清朝的张勋的辫子军不也是一支由汉族官兵组成的军队吗？英国曾是香港的监护人，香港确实在英国的保护下得益甚多。1945年，当中国国民党政权接受日本统治五十年的台湾时，台湾也有人并不甘心“回到祖国的怀抱”，现在的台湾仍有日本情结。英国统治香港超过100年，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比日本对台湾的影响更为深远。

   香港人的英国情结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政权统治香港的一个障碍。就像一个孩子，已经从一个监护人转到另一个监护人，当新的监护人不够好时，孩子会特别留恋过去的监护人。2007年香港民间自发组织保护“皇后码头”，这不只是表达对旧主人的留恋，也是表达对新主人的不满。“皇后码头”在中国人看来是民族耻辱的标记，但在许多香港人看来，这个只有50多年历史的一个不太显眼的建筑是“历史标记”，也是自由的标记。香港的法官仍头戴假发，这是英国式的传统，很少有香港人认为这是殖民心态，是不爱国的表现，香港人希望法官能够像过去一样，像现在的英国法官一样独立审判，公正裁决。

   中国领导人号召香港人“爱国爱港”，亲中的香港媒体批判香港的民主势力不爱国，批判这些人给香港带来混乱和麻烦，甚至鼓吹“港人治港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但香港人并不能轻易接受带有中国政权意识形态的“爱国”标准。甚至仍有一部分香港人不认同中国，他们把自己看成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英国在香港留下一些建筑标记容易被清除，但难以清除的是英国留在香港的制度，更难以清除的是香港人的英国情结。

   爱国的香港人恐怕更令中国政权恐慌。他们关心中国的发展，敢于揭露中国的各种负面现象，对中国人的苦难非常同情。他们不把爱国理解成对集权的中央政权的顺从，反而更容易对中央政权产生反感。因为在中央集权的国家，除了纯粹的自然灾害，一切苦难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集权的中央政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集权的中央政权有太多的堕落、腐败、不公正、残酷，它们都充分暴露在香港人面前，它们都值得指责。所以，香港人越爱中国，越讨厌集权的中央政权，也越有动力去维护香港的自由和自治权，甚至也越有动机去干涉中央政权对中国内地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