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洗牌：论中国的集权香港2

香港是一个市民社会，每一个香港人作为市民都很平庸。这个社会里，有富人、有官员、也有一般的贩夫走卒，他们都是普通的人。这个社会没有英雄，更没有伟人。这个社会里没有人开重要的会议，没有人指明前进的方向，没有人做重要的讲话，但是这个社会却很繁荣。按世界银行1999年7月1日整理出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1998年，香港人均GNP为23，670美圆，居世界第14位，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居第11位。中国非常贫穷，中国人要摆脱贫穷，不需要去学习别人，他们从香港同胞就可以得到启示。但不幸的是，中国在收回香港主权后，一些“英明的领导人”就对香港指手划脚，这种做法只会害了香港。

中国人把香港回归中国比做一个失散很久的人回到了家庭。当然，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他们肯定也体会到一丝苦涩：香港的自由和富有正是因为摆脱了祖国大家庭的限制才获得的。1997年，毗邻香港的广东流传一个政治笑话：“丢他妈，早知系甘样，该把整个广东都租俾英国佬，我地早的叹世界。”翻译成普通话是：“他妈的，早知这样，该把整个广东都租给英国佬，我们可以早点享福了。”1954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广东官员向毛泽东请示借香港贷款发展工业，毛泽东未置可否，带着他们的报告回到北京，没有下文。中央集权的国家要求全国一盘棋，一个地方的发展不能与中央的政策基调冲突。在1970年代，引进外资仍然被视为“洋奴哲学”。集权的中央政权自视高明，却给其统属的区域带来深重的灾难。

香港没有被共产党军队攻占，幸运地成为了中国中央政权的一张牌。由英国统治香港刚好满足中国中央政权的需要。在毛泽东时代，香港成为中国与西方贸易的一个转口站，成为中国的一个“窗口”。这也有利于香港的发展。

在1997年后，香港能够在中国获得“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同样是因为这种状况符合中央政权的需要。香港人当然希望能够高度自治，但香港人的愿望最多只是中央政权考虑的一个因素。现在香港的幸运也在于香港人的意愿恰好符合中央政权的需要。

中国成为香港的新主人，会给香港一个安抚期。这是人之常情，也符合儒学的传统。新主人应该亲切、宽大甚至慷慨，让香港人减弱对中国这个新主人的反感。这是避免冲突的最好方式。香港人长期生活在英国式的自由和宽容的环境里，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与中国人有很大差异。香港长期实行自由经济，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较少干预，非政府组织代替了许多政府的职能。香港社会结构与中国大不相同，现代文明的发育程度比中国高。中国的中央政权对香港比较陌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统治香港。但这些不是中央政权让香港自治的重要因素。中央政权的统治欲很强，常常不顾及自身的知识缺陷。在中国，一群土包子统治一大群文明人，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外行领导内行在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央集权的政权有仁慈的一面，但这一面常常是虚假的，是一种粉饰。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不是仁慈，而是暴力。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是家长，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子民的意愿进行统治。

中国让香港自治，更重要的因素是，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和金融中心。香港牵扯到多方面的利益。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融入国际体系，需要西方国家甚于西方国家需要她。英国人在放弃香港的主权时，体现了一个旧主人的风度，英国做了最后努力，为香港人争取尽可能多的权利。英国是一个在世界上仍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政权希望避免与英国的冲突。但是，这些也不是香港拥有自治权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中央政权当然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好感，但决不会以“香港自治”的代价来换取这种好感。1989年中央政权用武力平叛北京“政治骚乱”时，北京就表示“不怕国际制裁”。而且香港的华人占到95%以上，在1997年，西方国家的居民很多就有撤离香港的打算，很多人确实迁出了香港，西方国家也不会因为香港而过分冒犯中国。对于英国，中国的中央政权更不在乎，在两国举行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期间，中国做了武力收回香港主权的准备。如果说英国为香港争取了自治权，还不如说这是中国给英国的一个顺水人情。

香港问题不只涉及到香港，在中国中央政权的韬略中，香港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即使中国政权也承认，香港的“一国两制”式的自治是为台湾提供一个示范，更准确地说，这是引诱台湾接受“和平统一”的诱饵。香港仍然是中国中央政权的一张牌。1997年后的香港是幸运的，只是因为中国还有一个“台湾”问题。可以预料，如果中国中央政权对“和平统一”台湾不抱希望，香港也就失去了示范的价值，那时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就会寿终正寝。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国方面并不接受“一国两制”这种中国式的、含糊的、意识形态的方案，但在中国的坚持下，“一国两制”才进入到“联合声明”中。

2006年，澳门人口只有52万。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澳门在中央政权中的份量比香港轻得多。中国收回澳门主权也比收回香港主权容易得多，葡萄牙并没有像英国那样为原来属地的自治权与中国讨价还价。澳门能获得自治权同样是为台湾提供另一个示范。

二、香港的自治权

香港的自治权在英国统治时大得惊人。在中国接管香港后，这些权力大都保留。它有类似于联邦制下的州的权力。

它有立法权，中国立法机构制订的“基本法”相当于香港的宪法，在这个框架内，香港可以制订法律。这个框架很大，只排除了涉及到国家主权的外交、国防等少数领域香港不能参与。

香港有独立的司法权。即使是涉及到与中国有牵连的案件，香港也可以不理会中国立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按照自己的规则审判。

在行政管理方面，香港也自成体系，只有特区首长和立法机构的一部分人选受中央政权干预和控制，重要官员由香港提名报请中央政府批准任命，其它的方面均由香港自行管理。

在很多方面，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更像邦联制度。香港像一个主权国家。美国联邦政权没有权力干预各个州的政权，但能统治美国人民。而中国的中央政权并没有统治香港人。香港人无须为中国服兵役，也不向中国缴税。香港的关税自主，国际资金按香港的规则自由进出，这确保了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有自己独立的邮政体系、金融管理体系、税收和财政体系，香港可以发行货币。香港还能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亚太合作组织、奥委会等国际组织和世界组织。香港对出入境人员发放香港的护照。中国与香港的交往更多地体现为国际性而不是国内性。中国人进出香港如同进出外国，因为必须持有香港的护照。香港人到中国也必须持有中国发放的护照。中国货和中国人一样，进出香港均须通过双方的海关。香港货和香港人一样，进出中国也要通过双方的海关。

但香港的自治权是中央政权的恩赐，没有保障。在2007年6月北京举办的“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指出，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的自治权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中央（政权）授予的。

吴邦国的这个讲话在香港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些媒体表达了不满。“苹果日报”的社评认为，“基本法”的基础是中英联合声明，香港的自治权是基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是权力移交。英国失去的，就是中国得到的。英国失去了对香港的主权，虽经努力，也没有得到对香港的治权。对于香港，英国可以说完全失去，而中国完全得到。香港没有参与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谈判，也不存在权力的分享。香港的自治权不是基于香港人的权利，而是中国中央政权单方面的授予。这种授予只有一个约束，这个约束不是来自香港，而是来自中国对英国的承诺。因此，只有英国才能向中国主张香港的自治权。

“基本法”属于中国的内政，英国没有权利干预。英国干预中国的基础是中英联合声明。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国的义务就是英国的权利，英国有权要求中国履行义务。中英联合声明中有一个重要内容：英国把对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国，中国保证香港自治五十年，这表明从1997年后的五十年中，英国还没有把香港完全抛弃，中英联合声明在1997年后至少有五十年的有效期。在这五十年中，英国有权要求中国遵守双方的约定。

但英国的权利难以实现，因为没有程序保证。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制，让英国成为原告，裁决中国履行义务。好比有汽车，但没有路，汽车的作用发挥出来。英国有权利，却不能实现权利。在中国看来，香港在1997年后已经是中国的香港，英国已经是外人，甚至客人也算不上。据英国每日电迅报道，2007年，香港举行“回归祖国”十周年活动之前，英国方面有参加的意愿，并向香港政府、随后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提出了这个意愿，被拒绝。英国即使拿出“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条款也没有说服中国的中央政府。

中国作为新主人，肯定会力求清除英国这个过去的主人在香港的影响。让香港人忘记过去的旧主人，这是为了让香港更容易亲近中国中央政权这个新主人。在2007年举行的十周年庆典之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迁出了原来的总督府，新政府所在地是原来的英军驻港总部。自然，原来的英军驻港总部的标志被擦掉并重新上漆。2007年，虽然有民间人士的阻挠，香港政府还是强制拆卸了“皇后码头”。民间人士之所以保护“皇后码头”，不是因为利益，而是想保留香港的英国标记。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庆典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到场，庆祝仪式规模宏大，晚会参加演出的演员超过千人。演出的内容不只是娱乐，也渗透了中国“大一统”的理念，还夹杂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对香港人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香港的日程既有对香港政府官员的“精神训话”，也亲自走访民间，视察民情，表示对香港人民的关心。在这样的场合，中国还能让英国这个“外人”来掺和吗？

此文于2008年03月24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