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洗牌：论中国的集权香港1

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的交接仪式体现了中央集权大国的特点。仪式非常铺张，有超过4000人参加当天的晚宴，庆贺的烟火到处燃放。中国国家主席、政府总理等党政大员几乎全部出席。中国的电视电台全程直播，几乎所有的频道都在同时转播。中央政权要充分显示香港的主人换了，中央政权从此以后是香港的主人。如果中国不是收回香港的主权，而是夺取英格兰的主权，我想也不过是这样的仪式。在中国，与统治权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总会充分张扬，统治者借此增加合法性的权威，更多地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一百五十年前香港（一部分）被割让给英国，耻辱在收回主权这一天得以刷清。收回香港的主权的仪式也是在向香港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展示这个集权大国“国威”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这一天碰巧是共产党的“生日”，所以，收回香港主权又与共产党的功绩联系起来。过去，英国的霸权和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使香港被割让；现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战胜英国的险恶，香港最终实现顺利回归。这就是中国在收回香港回归时宣传的主题。

在主权交接的现场，下起了滂沱大雨，查尔斯王子事后在日记里称他是在“水”中发表了演说。大雨显然大煞风景，破坏了中国刻意营造的气氛。但中国方面又暗示这种天气代表了英国方面的心情。

确实，在交接仪式上，英国方面黯然神伤。查尔斯王子这一天的日记在事后披露（据新华网）：他称这一天为“帝国的末日”。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的三个女儿竟然在现场流下了眼泪，彭定康也伤感地安慰她们。

我不知道英国方面为什么参加这样的仪式。虽然女王没来，但来了王子，还来了首相、外交大臣这班强势阵容。他们可以不来，至少有些人可以不亲自来。他们也许不能觉察出在这场中国政权导演的仪式中，他们只是一种道具，最多是一个配角的角色，导演只是让他们来衬托中国的领导人，这才是主角。如果中国领导人处于英国领导人的处境，肯定不会参加这种主权交接的仪式。

英国也许只是想善始善终。香港对英国只是历史留下的遗产，而不是可以给英国带来利益的资产。香港曾是英国对中国战争的一个据点，但更重要的是一个贸易据点。战争是为了贸易，贸易不是掠夺，而是双赢的游戏。一个大国关闭大门，既对本国不利，也不利于他国。那时的中国统治者根本没有权利关闭国门。

在英国统治时期，英国没有向香港提供财政和物质上的资助，也没有从香港掠夺财富，即使喜欢在民族主义方面做文章的中国，也很难否认英国在统治香港方面的清白。

对于1997年时的香港，英国已没有太大的利益。香港已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英国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相对较大的角色。英国只是香港的一个象征性的监护人，失去香港的统治对英国的利益几乎不会有影响。

对于香港，英国失不足悲。中国也得不足喜。虽然这个大都市为集权大国增加了一份力量，但香港不是意外之财。收回香港主权是意料之中的事。

中国政权早就能够收回香港。在1949年10月17日，人民解放军进攻到香港边界时，突然止步。在香港的英国军队甚至没有抵抗的打算，他们正准备撤离。共产党政权已经建国，攻占香港并不困难，但它没有攻占香港。这既是害怕中英冲突和相关的国际冲突危及新政权的稳定，更是把香港当做一张牌来使用。共产党政权玩香港这张牌时，并没有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坚持“主权高于一切”，它把所谓的“民族利益”放在一边，把共产党的政治需要放在第一位。

因为中国大陆控制了香港的水源供应和农产品供应，这个杀手锏也可以成为收回香港的武器，但共产党政权没有动用这个杀手锏。即使在“反帝国主义”甚嚣尘上的文革时期，对红卫兵强烈要求收回香港，共产党政权并没有理会。1967年5月，香港一家塑料工厂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而罢工，在中国随后掀起了一阵“反英斗争”的高潮。这令总理周恩来忧心，他几次提到：“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他担心出现这种局面。当西方媒体猜测中国政权可能提前收回香港主权时，共产党政权把这样的舆论理解成挑拨。周恩来说：有人“挑拨我们收回香港，我们不要上当。”共产党政权虽然坚持认定香港人民正在承受英国殖民统治的痛苦，却也仅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能够却不收回香港主权。它既从香港这个窗口获取所需的技术和设备进口，又想对香港和英国施加武力威胁，使自己能在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上为自己加分，有时还借香港向英国讹诈。

在1997年以前，中国谈到祖国统一的问题时，针对的是台湾、香港和澳门。但真正把“祖国统一”列入议事日程并加以解决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台湾。

在1972年，在中国与美国建交时，周恩来看到了“解放台湾”的希望，特地指示“人民大会堂”建设一个台湾厅。这以前的28个省、市、自治区政府都各自在人民大会堂分到了一个会议室，作为自己的厅，全国会议期间的小组会议，各个地方就在各自的“厅”里进行。厅内的布置、装修分别由这些地方政府各自承包完成。台湾当然没有人来做这些事，所以周恩来总理要亲自过问。当“台湾厅”建好后，周恩来仍不满意，他嫌空间太小。又指示将当时的“浙江厅”改为“台湾厅”。之所以选择了“浙江厅”，是因为台湾的统治者蒋介石是“浙江人”，有拉拢蒋介石的意思。

台湾厅的建设只是表达一个愿望：希望台湾早日加入大一统中国，希望台湾人来参加大一统中国的会议。

在周恩来去世时，按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在台湾厅摆放了三天。台湾人如果知道这个信息也许认为周恩来自作多情，也许感动得流泪。

问题是：周恩来如此钟情台湾，却没有想到在人民大会堂为香港设一个香港厅，没有想到为澳门设一个澳门厅。

中国1982年的宪法中，“祖国统一”也只提及了台湾，没有出现香港和澳门。

共产党政权总是把他们的政敌国民党贬得一文不值。国民党政权在二战期间曾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主权的要求，被英国拒绝。这被理解成窝囊。但共产党政权收回香港主权只是基于条约，虽然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被割让给英国，而占香港面积大部分的“新界”等区域只是租借给英国，1997年7月1日，租借条约到期。没有“新界”等区域，香港不成其为香港。所以说1997年收回香港是很自然的事。中国政权在这件事上张扬并在自己脸上贴金，显然是过度的。

澳门的面积比香港小，人口也少得多。1974年，葡萄牙政府就已经承认中国对澳门具有主权。在1979年，中国与葡萄牙建交时，两国就在澳门主权问题达成秘密谅解，当时的葡萄牙领导人公开申明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但中国执意把收回澳门主权时间拖延到1999年。

英国的保护让香港远离了中国的政治动荡。1850年代发源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随后的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派军队的血腥内战，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这其中的任何一次都称得上中国的灾难。但是，香港人躲过了。在“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侵入香港的时间在1942年后，而中国在1937年就已经在承受这场战争的灾难。香港人也会把日本军队的侵入看成历史上的一次灾难。但香港毕竟是英国管治的地方，日本军队在香港非常克制，没有出现在中国内地那样军纪较坏的状态。

香港一直是低税区，居民也不用服兵役，没有中国常见的苛捐杂税和官僚、军阀的残酷盘剥，没有强征民夫，没有国家强制的征购。

英国人不可能对香港慷慨，香港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慷慨。香港人几乎都来自中国，他们都能吃苦耐劳，都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英国人没有付出半点，但给了香港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挂在香港上空的米字旗。这意味着香港受到保护，这意味着法律和秩序，意味着宽容和自由。英国没有给香港民主，但民主的目标却在香港实现了。

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在英国接管香港时，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一个优良的海港。但当中国收回主权时，香港已经是一个超过6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香港成了中国人的避难所。香港接纳的都是难民。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士兵、清朝政权垮台后的贵族和官员、逃离战火和饥饿的农民、害怕被共产党政权整肃的黑社会头目和资本家，他们来到香港，宽容的香港接纳了他们。无论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曾经煊赫的大人物还是无名之辈，只要遵守香港的法律，都能在香港藏身。

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期，英国在香港只有小规模的驻军，另外有一个代表英国国王或女王的总督，统治集团仍然是香港人，多数是华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治地区。香港的政府规模很小却具备高效率，廉洁的指数排在世界前列。香港移植了英国的法律系统，这里社会秩序有过混乱，但公正的法律最终能够校正。有人说，香港没有怀才不遇的人。这是香港区别中国的地方。香港给了每一个人一展平生的舞台，却限制对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却不妨碍他人出人头地。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却能保持良好的公共道德。基督徒、佛教信徒、无神论者能够共存共荣，香港是一个奇迹。

如果亚当·斯密活到现在，让这个思想巨人评点香港。对香港的某些现象，如贫富悬殊，他会皱眉头，但他会给香港打一个高分。香港是全世界自由经济的典范。

此文于2008年03月2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