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u/4861a17b01000724
   
   1，有两层意义上的大国。一层是事实上的大国，即人口、面积、资源等意义上。二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味着国际承认中国是事实上的大国。另一层是价值上的大国，即在综合国力、国际影响等软、硬实力意义上。
   因此现在讲“崛起”是指，从事实意义上的大国提升到价值意义上的大国。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我当然赞成这种民族地位的提升。不过，我仅仅是把“崛起”作为“振兴”的同义词理解的，拒绝它与“复兴”一词同义。
   

   2，这样的区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种“国家主义”言论正在混淆“振兴”与“复兴”的区别，隐喻“崛起”是，重现中国曾是中央帝国或宗主国的辉煌(参阅拙作《一种“国家主义”言论的批判》)。
   
   一群缺失尊重自身与他人权利意识的民众，怀着民粹主义狂热，去追求重现民族辉煌的梦幻，这将是民族的灾难。
   
   我所追求的振兴，仅是也只能是：提升我国全面的文明程度，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可称为“文明价值”意义上的“崛起”。
   
   3，更大的可能是，“崛起”的口号被视作，在新形势下强化国内凝聚力，强化国家权威意识的手段。因为沉溺于民族耻辱，缅怀着民族辉煌，是国人的一个心病。“崛起”被认为可治心病的良药，能激发人们的热情。
   
   一群没有自我意识，忠诚于领袖理想的民众，倒可能是实践“国家主义”梦幻的理想群众基础。一群或为生存挣扎，或充斥着自我意识的民众，却未必能在“崛起”的大旗下凝聚起来。
   
   尽管我国在国家地位的提升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离开“文明价值”提升尚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尚未完成提升文明价值的必要淮备。例如，一句口号并不能引发民族振兴所必需的如下转变：
   
   一接受“领导关怀”，膝盖就发软的人，腿就此会硬起来；
   权力与异化的权力(职能与服务)搜刮财富的手，不会就此收手；
   那些自恃权力、财富与强势地位，而漠视他人生命、自尊、痛苦的人们，并不会就此仁慈起来；
   那些冷视社会，追求自我的人们，那些挖空心思寻求一夜成就名利的人们，不会回心转意，从此正经起来；
   已经染上暴力戾气的人，不会立即信仰人文关怀的真缔；………
   
   坦白说，我厌恶那些鼓吹人权与民主概念就是老百姓吃饱、生活好的言论。这种貌视“体贴民心”的言论，实质上起着既能使人们成为“国奴”，也在教唆人们可作“洋奴”。
   
   可见关键在于措施，扭转当前腐败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措施。
   
   不过说实在的，可能很难。一个过程的展开成什么样子与“初始条件”有关。我国如果真的要“崛起”，则必需痛下决心，团结一切，包括政治歧见者在内的，爱国人士，并小心谨慎地实施政治改革。使人们在新的体制与意识环境中获得进化，提升民族的文明程度。
   
   4，影响我国“崛起”为“文明价值”意义上大国的弊端何在？我以为一在体制，二在民众素质。
   
   体制的弊端是保护了在暗影中的特权。对权力的附属与崇拜；权力具有类似“资本”、“专利”，产生其它价值的功能；权力等级还被赋于与“精神价值”等级同步。特权意识可以说是我国特征性的社会文化。于是权力被异化了，或者说职责与服务等被异化为“权力”。
   
   我们的民众从来未做过社会公民。他们的素质的确也不会做社会公民，所以自称“老百姓”为乐。谈这个话题，实在感到为难。但，我是生我、养我的中国人民的儿女。如果有关于“来生还愿不愿意做中国人”的选择。我的回答是，来生只做中国人！
   
   我国民众素质的弊端何在呢？一言以蔽之，尊重自身与他人权利意识的缺失。这种缺失是我们的生存传统与现实所强加的，并非我们的本意。但，它是已渗透到我们骨髓里的毒素。于是我们只会做四种“x民”：
   
   正常情况下是臣服于“皇恩、皇威”的顺民；
   平常情况下是课求小特权，蔑视公共规则的刁民；
   逮着机会为权贵者服务时，是残害同类的奸民；
   非常情况下是丧失人性，并唯恐天下不乱的暴民。
   似乎唯独不会做公民。
   
   5，改变这些弊端的根本之策，只有把“保障人民自然权利”作为国家的共同价值观，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即把“保障人权”提升到国家根本大法、立国之本的地位，并切实实施之。以这个变革来改造体制，进化民众。
   
   不要与我说，这是“西化”。不，这是中国人民的人性要求：期望有尊严和活力的生存。与美国的意图毫不搭界。它应是人民反思的结论，民族自强之必需。
   
   不要与我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此不容。如果传统文化就是教育人民“奴化”，它的“优秀”又体现在何处？
   
   可以和我谈论，如果变革，国家可能会出现混乱的问题，但不要像“国家主义”者那样，作为吓阻变革的口实。
   
   “和平变革”是人民的意愿。我与民众一样，心怀忧虑与恐惧。但强势者应对此负有首要责任：应有放弃特权，主动变革的意愿。其次一切政治家赋有责任。如果你们真谋求中国的进步，你们的政治智慧到哪儿去了。我们的人民也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学习(协商与妥协)与积极、和平地参与。
   
   没有这个根本性变革，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既不可能是“国家主义”期望的“最优秀民族”霸主意义上的“崛起”，也不可能实现“文明价值”意义上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