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亚翁：反思白话(四) /春蚕

{{深奥晦涩的长篇大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想，所有看清中国现状的人，都难以提出解决的方法。依我看，“在中国实现民主”这个问题无解。我的推理如下，请大侠指教。1，专制主义在适合它生长的地方出现。就好象一种植物要生活在它能适应的环境一样。2，什么是社会制度生长的环境？是人的思想。3，人的思想来自何处？来自历史和文化。4，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是适合专制主义生长的？(1)，专制制度创造过辉煌的历史(2)，无逻辑文化5，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最适合专制主义生长的环境。6，要在中国消灭专制主义，就必须消灭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国的历史和文化。7，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能消灭吗？我认为不能。}}

该网友对我的否定并非出自维护特权的动机，而是一个年青高级白领对祖国和人民命运深刻思考之所得。我尊敬他。其实有类似推论的人很多。

我与该网友的第一个分岐可形象化比作，“鸡”与“蛋”孰先孰后的争论。该网友的论点是，先有“蛋”才有“鸡”。即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我的语言是人民屈从权力的状态)这个“蛋”，必然孵化出专制制度这只“鸡”。

我的观点是，先有“鸡”才有“蛋”：

因为长期统治中国的专制制度这只“鸡”，才培育出如此屈从权力状态的民众(历史与文化中表现的)这个“蛋”。

这个分岐关系到中国自强之路应当怎样走的问题。

由于专权统治者拥有国家机器与资源，并不遗余力地营造“专制文化”的社会环境，因此期望在专制体制下实现文化变革是无望的，至少是遥远地漫长的。该网友认为要改变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很难(原提法“消灭”是不可能的)，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能实现民主化改革，为民众营造一个不必以屈从权力为代价的生存环境，那么民众将很快从社会生活中学到新的文化意识。包括香港台湾同胞在内的华人事例可佐证这一点。

这个分岐还隐含着另一个观点差异。一切维护专权体制的言论都鼓吹一种“中国人特殊论”。当要否定中国应走向享有人权的文明之路时，这种“特殊论”表达一种贬意，中国人是具有奴性和愚昧的一群。但是，当要渲染中国曾经和将要辉煌于世界时，这种“特殊论”却表达一种褒意，中国人具有“独特地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在我看来，中国人与其它种族、民族的人相比较，共性大于个性。无论是生理上或人性上均是如此。中国人本性上同样需要人权、尊严与自由。在这个人性愿望上，中国人既不特殊，也谈不上“西化”。很遗憾，该网友也陷入了这种骗局之中。

我与该网友的第二个分岐是，是否应对中国抱有信心。

该网友简洁地推论认为，中国的“实现民主”问题是无解的。我不能接受这一冷峻与残酷的结论。他丧失信心的缘由，是由于他的推论仅仅建筑于遗传学基础上。鸡蛋(胚胎)携带着鸡物种全部性状的遗传基因，因此只能孵化出鸡。这在遗传学层次上是正确的。但遗传不是生物演化的全部机制，尤其不是推动演化的动力机制。

我的信心不仅源自对伟大中国人民的信心，也具有科学的依据。促进生物演化的真正动力机制是进化。现代进化论对鸡与蛋先后问题已有明确的结论，应当是先有鸡后有蛋。因为鸡才是进化来的物种，并还在进化中。

鸡的前期物种在生存中发生基因水平上的变异；如果这种变异在环境中被保存与稳定下来，便通过遗传机制产生了具有某些新性状的过渡物种，我们称物种获得了进化；这种进化逐步积累与扩大，便进化成了拥有现在称为鸡的全部性状的物种，它的卵也就带有鸡全部性状的遗传基因。因此只有通过进化积累先形成鸡的物种，才有了鸡蛋。

讲这一段的目的是旨在表明，我们可以推进中国的现代文明，只要努力争取祖国与人民社会生活的进化。我们不必为长期专制体制厚重积累所形成的缺陷而丧失信心。

三，真实的忧惧

我与绝大多数民众一样，对中国的变化中可能出现混乱与暴力，怀有真实的忧惧。这种忧惧已经构成国人压抑变革愿望的心理障碍。因此也被维护专权体制的人充分利用着。

出现混乱与暴力的因素是真实存在着。包括执政者尚无意改变现有体制。然而中国出现了前所末有的政治理念与诉求多元化的局面。这本来不是一件坏事的正常。但在中国，这意味着一种风险。我们既不习惯于把岐见作为合理的存在，也不习惯在岐见者间进行和平的协商乃至妥协。我们习惯于把岐见者视作“敌人”，并用“批判的武器”，乃至“武器的批判”致岐见者于死地。在这种斗争中，连非人道的残忍也被赋予荣光。

社会性腐败、社会性危机正积累着社会性无序的凤险。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哪个领域，以哪种形态发生失控的危机。是权力高层内部斗争的白热化，是反抗地方政府胡为的群发事件，还是经济领域，如房市、股市之类的崩溃，或者环境、生态灾难的爆发？

无疑，“和谐”与“科学发展观”的新提法如果获得实践，是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民众中某些触手可及的不满。但它不能抑制以下三种诉求：

一是，那些追求“政治理想纯洁”或追求“东方文明代表者的伟大复兴”的人们，他们期望恢复并强化原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诉求；

二是，赞成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但认为必需以政治改革为保障的人们，他们呼吁实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诉求；

三是，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最大利益的特权阶层及其依附者，他们会接受缓解作为一种策略，但将抵制上述两种诉求的实质性进展。他们需要尽可能地延长“专权与市场化”美妙结合的时间，以便继续掠夺这个国家的“剩余价值”，并实现财富的合法化或转移。

第三个风险潜存于台海两岸关系之中。一个本来属于政治理念差异可以协商的向题，已经扭曲为“统与独”尖锐对抗的向题。一方欲在民族统一大义的旗帜下，实现政治理念更大范围掌控的胜利；另一方则怀有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真实的反感、恐惧与不信任，于是某些政治人物釆取激进的、极端的分裂对策有了一定的市圽。我真诚祈求上苍，在这个中国向现代文明进化，获得振兴的最佳机会中实现和平的变革。否则中国将等待下一个处于更为劣势的机会了。

变革中的暴力绝对地损害我们旨在振兴国家的终极目标。

1，暴力过程最明显不过的恶果是，它将使人民积累起来的、作为民族振兴基础的实力遭受重创；民众又将成为血与火的牺牲品。

2，暴力过程的后果总是背离初衷。以为用暴力镇压岐见者诉求的“胜利”能带来“稳定”，是一种暴君逻辑。它的后果往往使特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我国的特权腐败、社会腐饮得到空前加速便是一个明证。

以为用暴力镇压岐见者诉求的“胜利”能带来“稳定”，是一种暴君逻辑。它的后果往往使特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我国的特权腐败、社会腐饮以及社会矛盾空前加速便是一个明证。暴力反抗也随而直线上升。因此，为避免暴力反抗和社会混乱必须先无条件停止暴力镇压岐见者。

3，反对暴力更深层次的考虑，是期望变革的过程也能成为我们学习文明的过程。我们迫切地需要学习。因为保障人权的社会，不仅需要政治与法律框架的支撑，也需要，甚至更需耍，人权成为普遍文化意识的支撑。

我们既不要幻想存在一个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组织或个人，期望它的绝对掌控会带来理想的“稳定”；也不要相信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置不同政见者于死地，才是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

我相信中国民众与政治家只要最坚定地直握我们首要的目标：终结把属于人民的权力异化为特权的历史，那末一切历史的血泪、现实的矛盾，都会在新的历史篇章中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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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是在搞资本主义吗？

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效果，那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成为咒骂丑恶的“国骂”。批评现行政策是“搞资本主义”的人中，有部分是不懂而藉以表达愤怒者。但某些很懂的人故意这样说，便是别有用心了。他们是在为强化专权体制制造舆论。

我希望以下一些“白话”能揭穿他们的慌言。

1，错误不在这里

当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类在实践中证明其低效之后，我们的以市圽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是有成绩的。但正是这些举措被视作资本主义因素。可是所发生的许多丑行、恶果和罪恶，平心而论并不属于改革措施内涵的意义所固有的。例如市场经济是生产、消费与流转的一种模式。它使产品满足消费个性化，并能更有效地组织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而促进经济。

私有制不仅满足人性中改善生存的自然愿望，并且把个人维持生存后多余的财富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私有资本的拥有者从资本参与的有效生产中分享利润应视为合理。他们通过发展生产、交纳税收等对他人和国家作出贡献。

股份制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筹资和经营的方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方法使“资本家”概念因为向民众的扩散而变得模糊。“雇用者”已抽象化为“组织”，“被雇用者”却落实到了几乎每一个个人。

在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土地的功能将不再限于农业。土地作为生产资抖需有偿使用，及农民将逐步失去土地与放弃务农等，都是这个过程中正常与必然的现象。………

我看不出这些变革措施的内涵中潜藏着今天发生的那些罪恶。那些指责改革举措是“搞资本主义”的人其实很可悲，他们不知道，“富裕”一旦启动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难道他们还能使众多的，无论正常或不正常地从经济改革中获益的人们，回心转意地回归原始的“平等”？

2，错误之所在

人性中私欲失控膨胀是一切罪恶之源。所以住何社会制度下都有犯罪现象。但是不同社会制度却有抑制犯罪能力高下的区别。那些指责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制造罪恶的人，是用“指鹿为马”的手法掩盖一种伟大的文明，掩盖我们真正的错误之所在。那些早就实行市圽经济与私有制的西方国家创造了包含以下三要素的文明：保障人权的国家意识、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法治社会的理念。就我们讨论的议题而言，这种文明较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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