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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校十大博士呼吁“抵制圣诞节”，着实火了一把。我是个个人生活非常传统的老朽，却把博士先生们的高论视为浅见。因为，它没有跳出国人把西方视作“垃圾箱”、“炸药桶”与“聚宝盆”病态心理的围城。
   
   垃圾箱

   
   国人特有意思的一个习惯，是把西方视作，装载一切腐朽、丑恶，甚至犯罪意识的“垃圾箱”。然后把自己家的脏东西也往里扔。
   
   一个因女朋友提出分手，而把她杀了的人在法庭上痛斥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检察的控词与法院的判词也如此认定。贪污、腐败分子事发后无不如此忏悔。凡写过“检讨”的国人有经验，承认自己身上沾了西方垃圾，是过关的好办法。
   
   西方社会真是个臭气熏天的垃圾箱，也不知他们的“老百姓”是怎么活的。连与他们隔球相对的我们，也给熏倒了那么多人，太可怕了。赶紧把这些垃圾掷回去，物归原主，还我中华之清白。
   
   十大博士呼吁的创新在于，鉴定出“圣诞节”也属垃圾类，提示人们警惕。
   
   那些因为圣诞节有趣(红衣红帽白胡的圣诞老人、灯光闪闪挂满筛物的圣诞树、藏在袜子里的礼物等)，想取悦孩子的家长们洼意了，你们此举正在灌输给下一代西方宗教垃圾，破坏“无神论”优良传统，而据说，这正是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两大品质之一(另一个是“大一统”思想)；
   
   那些仅为找个借口、机会，搞搞朋友欢聚、情人温约的年青俊彦、佳丽们注意了，别玩而丧志，在不知不觉中被“垃圾臭气”熏倒。
   
   炸药桶
   
   西方文化如果仅仅是“污染”中国也还好办，“戴口罩”、“打防疫针”就可。可怕的是，有人总提醒我们，西方背后的罪恶用心。西方的战略意图是灭了中国。所以西方对中国来说，还是道地的“炸药桶”危险品！
   
   中国人吃外国人的苦实在太多了，防外意识也就分外强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保持警惕，坚守主权必不可忽视。
   
   但，西方是“炸药桶”的幻觉，似乎已成了国人的心理障碍，显得特敏感和激动。一提“洋人”、“洋物”、“洋话”的话题，争执起来真有类似作出“爱国还是卖国”决定的那份悲壮。非常有趣的是，一位台湾中学校长跑到大陆来给国人宣讲爱国主义。他所管理的学校学生英语成绩很好。他在批了一通学习外语后，向国人传授的经验是，怀着“阶级仇恨”(我意译，非原话)学英文。
   
   十大博士的呼吁也敏感得叫人无所适从。“过圣诞节”被演译成凑近“炸药桶”的玩火，是否过于可怕？圣诞节仅一年一次。人们却天天穿西服，看电视，打手机，上电脑………又怎么办？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创造物呀！我们学的近代科学之类均是西方的文明成果呀！要“保持”我中华传统，除了复古，大概只能用台湾校长的秘方了，怀着“阶级仇恨”玩！也许能解脱心理障碍了。
   
   我总有些怀疑，渲染“炸药桶”论是一种低劣的振兴术。“外面有狼”的警告是把国人的视线引向外部。使国人不作反思与自强的努力，以保护我们的陋习。如果你批评国人随地吐痰的陋习不好，他们会说不用改，这是中国人的武器。我们一人一口痰就能把帝国主义淹死！
   
   现在有许多社会丑陋现象和“理论”，值得博士先生们为爱国而关注。例如有些“学者”抛出，民众只要吃得饱、生活好就有了人权和民主的“理论”。把中国人看作还没有进化到，具有尊严和理性而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它是，奴化无需驯的软骨散，国亡无需愤的迷魂药。我对一个改革自强的中国必定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充满信心。但这类“理论”才是可能从内部炸灭中国的“炸药桶”。建议博士先生们更好地呼吁社会良知，批判特权丑恶。
   
   聚宝盆
   
   如果国人真把西方视作“垃圾箱”、“炸药桶”，倒也有一种满怀悲愤的壮烈，令人感动。可惜国人在心眼深处是把西方看作“聚宝盆”的。愈是表现悲愤者，往往愈是向往，从上到下似乎是个通病。君不见：
   
   贪官污吏都把财富与子女往外送，以期保全与增值，后代能改换门庭。
   众多芸芸国人甘冒生命之风险，偷渡出国。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甘愿卖身以积聚出国的资金。
   
   讲一件发生在与十大博士同类人身上的事，不知博士们读后有何感想。可能是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曾在一所名校作演讲。当时好像有7个学生被安排向他提问。所提问题之尖锐，语言之确当，堪称外交官水平。事后一个香港杂志的记者采访了他们。有趣的是，7个人无一例外地表示，希望将来去美国。
   ………
   十大博士呼吁的缺陷还表现在，没有把警示“不要迷恋西方”的立论，建筑在揭示国人“为什么迷恋西方”缘由的基础之上，因此属隔靴搔痒类呼吁，类似于警告小和尚“女人是老虎”。
   
   其实现实情况是，无论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视角看，中国正越来越沉沦于浅薄，再没有比这二个字更能表达我们的文化现状了。把中国的问题归咎于“外患”就是一种从故意转化来的浅薄。
   
   任继愈先生评论用的语言，现在是“有知识无文化”。人文精神与道德水准急剧下滑；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已成思潮；社会戾气正在增长；人群间的隔漠在扩大；教育的效用正在消失。这似乎不是一个能产生感化民众的伟大学者或思想家的时代。也许有，但似乎他们只能沉默。我希望他们产生于青年。但十大博士令我失望了，他们没有显示脱俗的境界。
   
   也许我寄望于“伟大思想家”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空想。因为他们只能在民众从“老百姓”转化为公民的社会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