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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论》与当时（文革期间）民间出现过的探索文章有无关系 （2004-3-7日）《就《特权论》写作时代背景等若干问题答研究者》第三节：
《特权论》与当时（文革期间）民间出现过的探索文章有无关系
问:
（2） 你是不是读到过文革期间民间的一些思想探索文章，那些文章是不是对您有过影响？
例如遇罗克的《出身论》（1966）、长沙“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1968）、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74）、南京徐水良大字报《反对特权》（1975）等？我注意到：您关于“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观点与徐水良1975年大字报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当然您的论述要深刻得多.
答:
A. 我读过“遇罗克的《出身论》”.准确的说,此文对我产生过极其强烈的共鸣.我是5岁时就经历过乌风暴雨打死地主斗死地主若干斗争大会、就被没收了全部家产扫地出门孤儿寡母从城市撵到乡下、1958年6年制高级小学毕业就因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上学读书的权利沦为超级农奴长年累月承担着超负荷体力劳动 （ !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已成为全县斗争重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更是被“转移斗争大方向”当成了当地斗争重点 ____这些遭遇是生长在北京母亲作政协委员的遇罗克未曾享受过未曾享受到的.我在文革初期被斗争之际写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血统论初探》油印成小册子,这是我出的第一本“书”.奇怪的是,首都天子脚下的遇罗克竟因为《出身论》而被枪毙,我在非常“左”的动不动活活打死“阶级敌人”的地方,却因为写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血统论初探》等文章,而成了云南最大的一个县（当时人口128万）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大陆举国地主子女正在现代奴隶的苦海里挣扎、根本无望升学读书、参军、 参工、参政，甚至无数地主子女无端被打死、被杀害、被装进麻袋沉入江心，更有甚者，如广西宾阳县被屠杀后心肝还要被挖出来供党的好儿女吃了，以表立场坚定赤胆忠心……，而我在如此险恶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中,竟得以跳出农门，实现了“我要读书”的宿愿,成了国家干部！这在当时10亿人口的中国,超级农奴“地主子女”通过自身奋斗,一跃而成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恐怕是全国唯一的例外!这不能不说是奇事一桩,不能不说是 上帝对我的特别庇佑!
B. “长沙“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听闻过,但印象较深的一点,是该文针对周恩来.而我当时对周恩来尚存好感,因此未对该文作过深入研究;
C. “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我当时身处边远偏僻之地,在远离本已边远的县城的山沟沟矿山子弟学校教书,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直到1975年夏秋之际,我去昆明找刘传真老表请他将《特权论》送交邓小平视机转给毛泽东的时候,听一位当右派的老师郭树仁先生讲起,并从他那里才看到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手抄的摘要（由此可见:那种出于私人争名夺利企图,投合西方某些不懂中国国情厌憎使用马克思主义词语人士的胃口,无视当年历史条件和历史存在,全盘否定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当年的积极影响和进步意义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1980年夏,我去广州首次进行秘密组党活动,在王希哲本人那里,才得知其详;
D. “南京徐水良大字报《反对特权》”: 当时我根本没有听说过.1980年我去南京进行秘密组党活动,1981年又因组织〔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去过南京,两度见到徐水良本人,他对我说过他1975年写过大字报批判姚文元,至于具体针对姚文元那一点,当时或未谈及.或印象不深,没有留下深刻记忆.
对此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上面你所列举的这些文章,一则恐怕并不具有对共产专制制度从根子上进行总体变革的明确企图;二则作者身居当时中心城市,有条件及时用大字报甚至小报的形式诉诸社会.因而得以在社会上流传较广. 《特权论》恰恰不是对个别问题阐发议论,而是目标非常明确的要对整个共产社会动大手术,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的根本性改造. 在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抉择后,《特权论》带着翼图彻底改变特权专制现状的明确目标,直接诉诸毛泽东.加之作者当时困居于边远地区山沟沟里,因而既没有条件, 也因所图甚大,不允许鲁莽从事,轻率诉诸社会.
但是,《特权论》对中共11届3中全会中共决策集团肯定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姑且不说我后来因《特权论》奉调前往胡耀邦倒台后被指控为“事实上的团中央”_____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只要研究一下三中全会前后的报刊重要文章,就可见端倪.且不说“民主法制”、“解放思想”这些《特权论》最一般的提法和倡议,甚至可以看到直接使用《特权论》话语思想脉络的地方,例如扬弃论方法,重新诠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在当时是最重要最急迫的理论工作____因为坚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中苏两党论战的核心.是当时解放思想的最大最严重的意识形态障碍.此前所写的《特权论》就不能不因此而专门用了整整一章来清理这个问题）,对神化领袖的批判…… ……甚至包括叶剑英后来宣布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台湾9点方针（请参看《特权论》第十二章：政策与权衡 第三节〔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及其后赵紫阳13大宣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请参看《特权论》第十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第四节〔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阶段〕第五节〔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阶段〕等论述）……等等,等等.相信只要查一查当时1976—1982年之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等中共五花八门的《内参》,就不难得到印证.
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发表《特权论》重印本后,台湾电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广播该文,以致于构成了我被起诉的“罪状”.1981年在对我的“预审”中,公安曾出示过大量台湾对此文的报道和评论.例如《民主墙上的奇芭》等等.公安正是以这些东西作为我“给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攻击我党我国的口实”的“罪证”的.加上后来蒋经国启动台湾民主化变革,以及其对1982年后在海外传承民主革命薪火的王炳章的大力支持等,不难看出《特权论》对接受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训练的蒋经国,也是有所影响的.
《特权论》在当时中国思想理论领域,有着爆炸性的极其强大的发聋振聩的力量,是国共两党决策层不可能不当作中国的重要动向来研究的.因此,《特权论》的主要影响,与其说是在民众中,不如说是在当时台湾海峡两岸的决策层中.
很有必要补充一点: 《特权论》不是对民主的朦胧探索,而是对民主自由目标和实现之路的明确宣示; 《特权论》不是对共产专制制度不满的情绪发泄,而是对共产专制制度的理性批判和对如何实现民主保障人权的理智谋划.
对于个别志在争名夺利不惜手段抹杀先进、歪曲和篡改民主运动历史,左冲右撞搅乱民主运动阵线非常有害于民主运动的害群之马,有必要提请注意到这一基本事实:
《特权论》不仅远远走在那些同一时期对“民主”仍然处于朦胧探索状态小心翼翼的文章的前头,而且更是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后,1978年底---1979年3月正处于邓小平大打民主牌欲从华国锋手里夺取最高权力,因而出现了中共统治下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颠峰时期、胡耀邦正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政治上极其宽松根本不存在重判滥杀思想犯甚至抓捕打压可能的情况下,才来仍然朦朦胧胧呼喊“民主”口号或者才来不痛不痒叫唤“人权”口号者,所绝对、所根本不能望其项背的!
《特权论》作者在思想理论领域里的后续行动和成果及其实践,更是假冒“民主运动之父”假冒“民主运动开山祖师”者所绝对、所根本不能望其项背的!
然而,直到今天,《特权论》仍然未能按它的母语在中国在自由世界出版发行!而那些朦胧文章和朦胧口号,却被奉为至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耻辱和悲哀!全体华人的耻辱和悲哀!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耻辱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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