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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模式”关于民主维权的一种争议
“贵州模式”关于民主维权的一种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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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1月12日我前往美南休士顿发表演说：《如何驯服霸 │
│ 权中国？──协助中国民主、民族运动的战略意义》。在结 │
│ 论中我指出： │
│ │
│ “我们不是要驯服中国，而是要驯服霸权的中国。我们 │
│ 不是要与中国人为敌，而是要协助他们，使他们更加速 │
│ 地民主化起来，可以理性地对待自己的邻居──台湾、 │
│ 台湾人。进一步而言，我们甚至不是要取消他们的统一 │
│ 心愿，而是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文明态，以至于知道并同 │
│ 意：这个统一必需得到台湾人民心甘情愿的同意。也就 │
│ 是说，咱们要让他们学会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 │
│ │
│ 最后我用以下的结语呼唤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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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休士顿的朋友们，协助中国的民主化和文明化 │
│ 乃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不二法门。在这个努力中，大家绝 │
│ 对不可缺席！如何？” │
│ │
│ 陈西在本文也试用了“驯服”、“驯化”的概念，很好！ │
│ │
│ ── 洪哲胜 编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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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深化制度改革的创新运动，改变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抗。
“贵州模式”是网络媒体的民运同仁李国涛、唐元隽等朋友们称为的
〔１〕。为此，李国涛先生还写信给贵州的异议者，希望能够认同。
前不久，有一篇题为《重建中国民主党宣言》〔２〕的文章发表，即
刻，民运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要我看看”。
《重建中国民主党宣言》一文说：
“他们……可以与共产党一起玩你来我往、良性互动的游戏，
……甚至达到双赢，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他们提出，民主党可
以走公开合法的路线，……可以向共产党全部公开自己的组织和
策略，寻求……政府的批准和许可，他们不但这样想，这样说，
而且也真的这样做了……”。
在此之前，本人也确实根据贵州民主维权的经验，发了一篇《论公
开》的文章。
“贵州模式”概括总结，的确，就如上所说，是这么几点：无敌人、
公开、良性互动、妥协。这样的特征，在一开始推出，在我们贵州就
有争议，很快，就有一篇题为《致李国涛先生》〔３〕的文章称：
“你民主党贵州分部负责人陈西，自2005年出狱以来，主动率领
一干人等、以‘互动交流’为政治借口，与安、保两机构的情治
人员打得火热一片，竟然把贵州自‘79’以来的不屈抗争历史俱
焚于讨好、献媚之下，简直是开创了‘人人争当线人’的新局
面”。
陈西，一个刚出狱的“反革命分子”竟然成为了贵州的“总线人”，
令朋友不可思量，令朋友扼腕痛惜，已经有誓愿为民主事业共患难的
朋友，因这种不可思议，最后，只好与陈西保持了距离。
从2005年到现在，海内外媒体一直对“贵州模式”有争议。看来，我
不得不做一个回应。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指教。
从贵州模式的四个特征分四个问题来谈：（1）无敌人之论；（2）公
开对谁更有益？（3）“非暴力，不合作”的误区与良性互动的新思
维；（4）妥协与对抗。
一、无敌人之论
“无敌人”之论，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据此采取何种维权方法
的关键分水岭。与无敌人相反的另一面，是有敌人，即必须按照“敌
情观”来思考决策和采取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法。
讲无敌人，让许多中国人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讲敌人观，更容易被
国人接受。当今的中共政权就是依敌对观念立国的。中共的“阶级斗
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党文化认为是共产党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法宝。接受过党文化教育的革命党人无不认同共产党的
经验总结。
“对敌人，要象寒冬腊月一样的残酷无情”（雷锋语）。“革命，不
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
阶级的暴力行动”。“敌人，你不打它，它就不倒。象扫帚扫地一
样，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语）。革命党人是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对敌人仇就仇到底
的。“敌情观”警钟长鸣，旗帜鲜明，没有半点温情恭谦让的。是革
命党人就必须执行“对敌斗争”永不停息的观点。
可是，我们不是革命党人，我们是民主党派人士，我们执行的是与革
命党人不同的“无敌人”观。我们并不愿霸道地握装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法宝，因为永远把持住胜利果实不放的那种邪念必然生发出对
他人的专权、阴谋诡计和残暴。“我们不必求胜，但我们矢志真诚；
我们不一定永远成功，但我们必定言行如一，贯彻始终。我们必将与
光明磊落正义之士并肩，视其是非而是非”。革命党人争权夺利，立
于不败之地的“胜利观”是不值得我们民主人士效仿的。
那些“民主党人”说：
“民主党与中共一党专政是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可共器的关
系，是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现实，也是一个
政治常识，因为奴役不可能与自由并存，专制不可能与民主共
处”。〔４〕
那些被敌人摧残、被暴政损害的人能同暴政和解，同敌人握手言和
吗？！
我的观点同样鲜明：如果是用静态的立场说话，只是求证一点，上述
言说对了一半，这一半指的是革命党人的观点。如果是用动态的观点
来说，求证两点，把双方之间连接两点的那条线、互动的过程加在一
起，上述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历史的事实就这样告诉我们：台湾的
民主进步党与一党专制的国民党相容了，曾经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
握手言和了，那些受敌人摧残、被暴政损害的台湾同胞宽容自己的仇
敌了。奴役与自由是不可能并存，但是经过被奴役的自由之士的抗
争，在被奴役的状况下，自由之士战胜了奴役，改变了奴役的社会。
这种自由战胜奴役的战争，不是在对立之中完成的，而是在彼此共
存，近距离比美与竞争的过程之中完成的。那些永远视奴役与自由、
专制与民主不可能共处的有志之士，永远把奴役与自由、专制与民主
对立分隔开来，不去制造或参与竞争比美的机会，如何能够改变对方
呢！是民主人士就应当去制造选美的市场、竞争的市场，然后建成民
主宪政的选举市场。
我们“无敌人”，并不就是认同专制和暴政；我们“无敌人”，更不
是“走投降主义路线”，或是“讨好、献媚”。无敌人是一种大智
慧，是一种胆识和承担苦难的精神。中国有古语：“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用我的话语来解释，有三层意思：
第一：把“敌人”的这个概念改换成“猛兽”的含意。“敌人”变成
了“猛兽”，敌人消失了，猛兽是存在的。“无敌人”转换成了“有
猛兽”，我们民主维权人士面对的不再是敌人，而是猛兽。
第二：所以，民主维权的工作不再是革命党人那种消灭“敌人”的革
命事业，而是驯化“禽兽”的文明工作，是变敌为友的事业，一种充
满无限爱心的事业。对敌人的逻辑思维是要消灭对方，对猛虎的现代
生态系统思维是要承认对方，保护对方，驯服对方〔５〕。
第三：我们面对的是猛兽，是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当前的强权者。
用民主宪政的话语来说，驯良猛兽就是要让全社会都参与到构建一个
有限政府、限制权力的制度性建设中来。“入虎穴”是中国走向民主
宪政制度的必由之路。任何要绕过雷区，避开暴政，不经过宪政（限
政）的过程，而要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是不可能的。
中国当代宪政著名学者刘军宁就说：
“时值21世纪的前夕，有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一个文明发达
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
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
持久繁荣的经济。”〔６〕
如何“从砍人头进步到数人头”〔７〕？如何从“疾恶如仇”的战场
上转移到爱心无限的驯化建设战线上来？观念更新是关键（对观念更
新的思考，另文再议）。
二、公开对谁更有益？
与各地的民主维权人士接触，我们发现他们与贵州的民主维权人士有
着明显的不同。其处于一种不愿公开、畏惧公开自己的政治民主维权
诉求的自我压抑中，生活在被动、躲避官方视线的一种“亚健康”状
况中，处在一种猫抓老鼠的动物规则中。而实际上，所有民主维权人
士的身分已经是公开的、被官方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为什么我们不愿
公开？为什么我们要处在“亚健康”状态中？为什么我们要自我贬低
自己的人格，让彼此双方下降到低等动物的水平？
是的，从2005年以来，我们贵州的每一次民主维权活动都向当地的共
产党政府“公开了”我们的思想、策略，以及共产党政府想要知道的
一切。用我们贵州民主人士的话说：我们的民主维权活动是“裸
奔”。具体表现是：
１、只要有大的活动，我们都主动与官方联系。
２、把我们的具体安排和想法都公开，首选的是通过媒体公开。并留
下我们的ＩＰ和联系电话。
３、凡官方有所要求，想知道的，都愿意予以公开。
４、尽力与官方或公安建立起一种健康、理性、平等，在法律层面上
的对话机制〔８〕。
我们为什么不愿公开？无非不过是认为，公开的风险大，且做不成事
情。我不禁要问：不公开的风险就小吗？不公开就能做成事情吗？在
一党专制下生活的任何人，在没有人权保障机制的国家里，任何人都
没有安全感，任何人都在专政的风险之中，国家主席也不例外。而不
公开就能做的事却值得商榷。
我们民主维权人士有什么事不可以公开的？我们做的都是阳光下的
戏，我们还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吗！无非是要规避风险，避免不必
要的损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应该公开。公开等于是在互动之
中，只有公开了，你才能够收集得到风险系数，测量得到彼此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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