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虽然于公元前90-89年使其公民权扩张到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谈到的，其共和国体制在此过程中被一系列的军事独裁者———苏拉、庞培和赫赫有名的凯撒削弱并推翻了。

    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雅典式的直接民主对于疆域日益广大的罗马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了。它使得政府中民主因素的维系变得日益困难。而当时又未曾发明代议制度，因此各种形式的人民会议以及平民会议在国家扩大的情势下，更加缺乏代表性，同时也更加缺乏效率。

    而很多普通的有投票权的公民被征召从军，长久不归，因此他们在会议中失去的力量就难免被贵族院所篡夺。同时公民人数的大量增加更是迅速降低了各类会议的地位，因为新获得公民权的投票者不了解他自己的政治权利与义务。有鉴于此，贵族院在国家事务上的发言权越来越大，而大多数人也日益认为，贵族院是适宜处理国家事务的机构。

    所谓贵族院，实际上就是过去曾任执政人员的团体。其前身为原始的元老会议，它是父权时代的遗物。起先，从执政人员与原执政人员中挑选贵族院议员的任务由一个户籍官负责。由于罗马人比较尊重传统并重视年龄与经验，因而这一点有助于贵族院权力的扩大与巩固。但是，由于原执政官过去也曾是民众选举产生，有鉴于此，贵族院也就有了一点间接的民意基础。

    贵族院通常是任职终身，他们几乎都出身于富有阶级，他们逐渐成为罗马的主要统治权威。它所处理的事务，其目标与性质都与一个现代国家国会的功用相似。贵族院只有接到高级执政人员的召集才能开会，他们只限于讨论执政大臣提出的议事项目。首席大臣握有很大的裁夺权力。上述这些看来使贵族院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受到了限制，但贵族院也有强迫执政官提出议案的有效办法。 因此，罗马国政的处理完全由执政官与贵族院负责，平民会议逐步衰亡，而罗马人对于公民参与政治从来不象雅典人那样热心，现在就更加冷淡了。

    公元前第一世纪，罗马的民主制已经名存实亡。公民人数的增加只是添多了没有政治参与权的民众。当时也曾有人提出在罗马建立某种代表制度，使罗马的盟国都能派代表参加。但是该意见被否决了。原因恐怕在于以当时的大部分地中海地区交通的不便与世界政治的落后，确实实施代表制具有某种可行性的困难。由于连年战争，罗马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军队里，而贵族院由于贪于享受而日趋腐败，为罗马走向军事专制之路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与机会。一些位高权重的军事执政官逐步垄断了权力。军事强人苏拉、庞培，最后到凯撒独裁期间，平民会议的立法权停止使用，终于终结了民主制，开启了罗马帝国的纪元。

    凯撒被刺杀后，公元前30年至公元后14年，凯撒的继承人兼养子奥古斯都，结束了内外征战，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帝国。这一帝国达成了和平、安全、稳定与秩序，而各省区的行政组织也多少照顾到了居民的福利，而不单纯是掠夺性的体制了。

    虽然在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获得了和平与秩序，但是某些生机已经丧失了。虽然奥古斯都竭力掩饰他统治的军事基础，并使之依据于贵族院的法令，但贵族院其实只能是向他表示言不由衷的奉承了。

    应当说，由于得到了和平与秩序，因此多数罗马人对奥古斯都的屈服是心甘情愿的，而不仅仅是由于他的武力。在他的统治下，执政人员仍由人民会议推选，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形式，国家真正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 奥古斯都虽然自称是人民的代表，而且事实上允许人民推举将来的皇帝，但时间一长，真正的决定权，都转移到了军队手中。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瑞亚把选举皇帝的权力从平民会议转移到了贵族院手中，立法权也脱离了平民会议，贵族院的决议取得了充分的法律效力。到了公元后一世纪末，平民会议留下的唯一权力在形式上是批准贵族院通过的给予皇帝的新权力，已经再也没有政治的自由讨论了。第二世纪的罗马法律家已经没有参与国家行政的公民权的概念了。虽然他们仍把人民看做权力的最高源泉，皇帝为罗马世界最高立法者，法律为人民承认的意旨。这是罗马政治留下的正面精神遗产。但在现实层面，特别是在安东尼统治时期，民主的传统逐步消亡了。 罗马人的天才表现在他们的行政能力和团结能力上，特别是法律能力上。罗马法所依据的原则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民主运动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罗马法律家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的基础是民意。因此，国家必须负责争取增进全体公民的福利。他们认为，公共安全或许需要在某些方面限制个人的自由，但这不能作为拒绝人民享有具体权利的借口。

    罗马人当中，也许只有西塞罗对民主的见解与雅典人相似。绝大部分罗马人，更重视法律与秩序，不太在乎民主的制度建设，但西塞罗融合了民主、自由与法治，他说：“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罗马社会比较刻板，不象希腊社会那样充满生气和创造力。但是，有一点，二者是一致的，罗马人与雅典人一样，都认为，凡不承认人民为一切政治权力最终来源的政府，都不是合法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