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海半空堂的寓所里，挂着一幅漫画，一只白白胖胖的老鼠，胸前挂着一件围腰，上面绣着一只天真烂漫的小白兔。大白鼠的手里抱着一只猪形的储钱罐，在画的右上角，是我写的一首打油诗：“一家三口猪鼠兔，猪是老子娘是鼠，猪鼠和睦同持家，最怜儿子是小兔。”下面是画家的题跋：“鼠皆有须夫人则无，令嫂属鼠，故不画须也。”游戏笔墨，读来颇能喷饭。
    小时候读过《小朋友画报》和《娃娃画报》的，没有一个不知道陈力萍其人的；小时候吃过“伟多利米老鼠”糖的，更应该记得陈力萍先生。他就是画那只可爱的小老鼠的老画家。陈力萍先生擅长画夸张的老鼠和猴子，他是中国儿童画的名家。可惜咱们中国人不像老美会做生意，人家出了个迪斯尼，像发现了一座金矿一样，赚了不少钱，而咱们的“迪斯尼”，在我出国前，至少还挤在天山新村二房没厅的公房里，工资一百多。这几年中国的画家都发财了，我想他老先生一定也赚了许多稿费，生活会过得很舒畅。
    陈力萍先生为人乐天，整天脸上笑嘻嘻的，从不忧愁，也从不在我们青年人面前摆老资格，耍名人腔，大家在背地里叫他“老滑头”，他知道了也不生气。别看陈力萍先生矮老头子一个，貌不惊人，论资格比我们社长还老，他当过新四军文工团的团长，但是他没有官运，官越当越小，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他不会对人说重话，不会批评人，翻不下面孔来，再则，他不喜欢当官，不喜欢整人，当官没有作画随心所欲，所以他终于无官一身轻，和我们一班普通人平起平坐。
    也许是缘份，陈力萍先生和我很谈得来，我们休息时常在一起聊天，说死话（上海话：开玩笑之意）。他是个老烟鬼，至少有四十几年烟瘾。我们说死话的范围，一般离不开抽烟喝茶的主题。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科幻创作，他忽发奇想，说他也在搞一项科幻发明，计划开一家香烟中心，就像煤气公司一样，直接将烟用橡皮管子通到客户的写字台旁边，这样既可以防止乱丢烟蒂，又可以消灭火灾，也有利于环境卫生，如果有这样的中心，我第一个申请，装三根管子，一根是“中华牌”的，一根是“前门牌”的，一根是“飞马牌”的，有客人来聊天，我就根据关系的深浅和级别的高低，递上一根，接着他就大谈向谁孝敬“中华牌”，向谁递上“前门牌”，向谁恩赐“飞马牌”，连演带说，亦庄亦谐，不乏有调侃讽刺，说得大家捧腹大笑。
    陈力萍先生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每当心脏病发足，他就发誓戒烟，只要心脏略有好转，他又故态复萌。有一年上海流行戒烟糖，陈先生决心戒烟了，第二天上班，他咬咬牙不带香烟，只带了一包戒烟糖，结果到中午时分，他来到我办公室，小声道：“小王，借半包香烟给我，让我捱到落班。”因为那时买香烟是要香烟票的，遇到烟瘾发足，只有向同事借贷救急。我说刚才不是听你说在吃戒烟糖吗？他哈哈大笑，苦着脸道，我香烟没戒掉，戒烟糖却吃上瘾了，一番死话又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那一年，我刚分到绍兴路的新房子，请他来我新居吃饭。他一进门就嚷嚷：“今天吃你的饭，我花销大了。”“你何必花钱去买东西。”我随口道。“我哪里买东西，刚才我带了架照相机，不料挤公交车时，被贼偷了。”他漫不经意地说。“那怎么办？”我有些着急。“照相机到无所谓，只是照片拍不成了。”他沉吟一下又说，“那我就给你们画张全家福吧。”

    就这样，在吃晚饭时，我把胡诌的打油诗交给他，第二天他就把画送到我办公室来。在我们单位旁边有条叫杨家宅的小路，这是上海典型的乡镇小街，狭仄的街道，两侧开满了吃食店。我们休息的时候，喜欢到那里去闲逛，有一次，我看到陈力萍在一家熟菜店门口张望，店伙计从里边端出一大盘热腾腾，香喷喷的干烧牛肉。我说：“陈老师，这牛肉不错，你可以买一点回家下酒。”他噗喇一笑道：“我家的财政规矩是，我按月上交工资。按规定，在外边吃喝是掏私人腰包，在家里喝酒是公款开销，这可以纳入公款开销，我回去叫老太婆来买。”说完幽默一笑，拉我回办公室去。前几年我回国碰到他，他依旧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一点也没有心理衰老的迹象。我问他退休后是怎样打发时间的，他是温州人，和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教授是小学时的同学。他说常和李国豪一起回温州老家，上雁荡山写生，有时给家乡人写诗作画，骗酒喝，骗宾馆住。他和十几年前一样，还是满口死话，不失幽默。按年龄算，陈力萍先生应该八十多岁了，虽然他几十年来经常心脏病发足，烟酒不停，至今仍安然无恙，究其原因，除了他性格开朗外，还与他的淡泊名利，不整人，不与人争的乐天个性有关系。古人说仁者寿，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此文于2008年08月1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