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在上海，我的“半空堂”书房里有一副自撰的对联：“有钱买高梁，无聊读红楼”。八十年代初在中国除了工资之外的合法收入只有稿费，那时我年轻，笔头健，约稿的单位多，所以收入颇为丰盈，再加上物价低廉，茅台酒卖八块多人民币一瓶，大闸蟹四两以上雌的，，只卖二元四毛一斤，基本稿费是一千字七元至十四元，如别的杂志和书籍转载，再可以多拿一次稿费，出书还有印数稿酬。这实在要感激邓小平和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厚爱，所以那杯中之物是不愁的，回想那几年，我年轻，能吃能喝，能交女朋友，是我一生中最温馨的时光，可惜这次发病后，盛景不再，几乎禁绝了所有的酒精类饮料。
   在共产党的手下工作，缺的是自由，多的是时间。胡耀邦上台后，有一段时间单位实行弹性坐班制，换句话说，就是每星期六上午到单位去一次，参加政治学习，其余时间可以自由安排，胸中有郁闷，可以躲进我的“半空堂”，读《红楼梦》。《红楼梦》是我平生最喜欢的一本书，至今我还能背出其中的许多诗词和回目。来澳前，我曾经有写《曹雪芹》电视剧的计划，并且已经完成了提纲和第一回的脚本。可惜这些计划都随着我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化为灰烬了。当年常自叹“顽石无才去补天”到了澳洲才是真的感觉到“枉入红尘若许年”，蹉跎的光阴太多了，，我相信学不致用的朋友和我有同感，嗟夫悲哉。
   澳洲环境好，社会福利好，只要你不嫖不赌，怎么也不会到“蓬蒿没胫老不华”和“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在周汝昌的书中看到，曹雪芹的晚年（“四十萧然太瘦生”，曹公只活了四十岁，其实那是英年），曾经为生活而到处求告，他的朋友敦敏和敦诚兄弟在《鹪鹩庵诗选》中劝他“阿谁肯与猪肝食”，“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惨象在澳洲是不会发生的，当年曹公的贫困境地，用今天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会送猪肝给你吃呢(因为汉代时肉铺的猪肝是不卖钱的，供穷读书人乞取但到了清朝，古风不再，肉铺主人已经没有古人的豪举了)，倒不如躲在家里吃残羹冷饭，写书解闷罢了。运笔至此，我想起一位在悉尼到处“募捐”，在背后被人议论纷纷的朋友，何苦呢，苦撑着哭脸，到处乞讨，澳洲到处有HAND WARE 卖，不利用那么好的条件，去当好木匠，实在是浪费了澳洲的好环境，也浪费了自己的天才。

此文于2008年09月08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