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平稳地行驶，因为是短途出门，我就在车门口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这节车厢和澳洲所有的短途车厢一样，是两层的，。前方就要到站了，我看见一位白人中年妇女抖抖颤颤从楼梯上下来。她的手从楼梯的扶手伸向车厢中间那根供人固定位置的柱子，突然她双脚一软，瘫倒在地上。几乎是同时，人们让座的让座，搀扶的搀扶，把她安放到一排座位上，一位推婴儿坐车的母亲，打开一瓶没有开过的矿泉水，灌入病人嘴里，不一会病人醒了。她微笑着爬起来，用手指理理松乱大的头发，不好意思地向帮助她的人道谢。她说她患低血糖症，今天早上忙于出门办事，没来得及吃早餐，所以又犯病了，坐在一旁的妇女劝慰她，要她注意自己的健康。车子很快就到站了。车门打开，两位急救人员走进车厢问有谁晕倒了，那位妇女主动上去说明了情况，回头又向我们这边一挥手，道谢那位无名的呼唤急救车的好心人。女士下车了，车厢里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发生这件小事，前后不过五分钟，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这期间至少涌现出五位活雷锋。可是参与这件事的人，谁也没有感到特别，个人只是坐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仔细观察，这些“活雷锋”中有各色肌肤的人种，但我相信他们都是澳洲人，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继承人。
   

   我又想起另一件事，那时一个少有的寒冬之夜。我从位于上海北站附近的一家饭店出来，刚走到天目中路立交桥下，看见慢车道的自行车被堵住了，汽车骑车人只得下车推行，慢慢地绕着一个半园形走，其中不乏有人边推边骂。我看见半圆形的中间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盲流。我听旁边扫地的妇女说，他躺在那里已经有个把小时了，估计已经死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打110报警。不料她冲着我回答，侬思想好，侬去打好了。
   
   我正要拨手记，对面正好来一辆收容车，把“那”——我不知道该称作“尸体”还是“人”的东西搬走。
   自行车又开始快速流动了，我听到车流里传来谩骂声和抱怨声：“这些乡下人啥地方不好死，要死到上海来！”
   
   “咯些乡下人啥地方不好死，要死到上海来！”
   
   “勿好好在乡下头登着（登：上海话，住的意思），到上海来寻死。”
   
   望着绵长无尽的自行车车流，我没话可说，只有默思。我相信这些冷漠的人一定是一群同宗同肤色的中国人，是经过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调教出来的接班人。久违了雷锋！这些年来，在中国已经没有雷锋叔叔的踪影了，莫非雷锋叔叔也移民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了？我不明白，但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在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雷锋的时候，才需要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在一个国家有千百万雷锋的时候，是不需要搞“学习雷锋运动”的。

此文于2008年08月1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