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初，我受出版社领导的派遣，去杭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硬骨头六连编写连史。当时的连部驻扎在一个叫留下的地方，这地名还有些来历，据民间传说，李秀成带着太平军一路烧杀，到了此地，忽发善心，叫声“留下”。结果“留下”就成了地名，就这样留了下来。但是留下逃得过太平军的浩劫，却躲不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在我住的野战军一师师部的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墓园，叫杨家牌楼，这里埋葬着许多清末民初时的江浙名流。看得出这里的墓碑，都是用料上乘，刻工精细，书法和墓志铭也属一流，可眼下已是断石残碑，地面被挖得坑坑洼洼，满目萧然，一副劫后景象。那时我年青，白天在师宣传部写稿，吃完晚饭后，迎着夕阳，一个人自命风雅，到坟地去寻觅那些被造反派“竞折腰”了的墓碑，欣赏那些精彩的书法和墓志铭。在乱石丛中，我突然发现一座被砸毁的牌楼，花岗岩的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一身俗骨思超脱，万卷藏书传子孙”。我读罢不禁暗笑，觉得此公矛盾得很，既是“思超脱”又想“传子孙”，再看看眼前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景象，实在有些讽刺的味道。再看下款，署名是“张约园”。
    张约园何许人？当年我才疏学浅，不得而知，但是，这副对联和“张约园”的名字却闯进了我的记忆里。
    一九九九年，我去北京出差，偶尔在琉璃厂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一本叫《约园遗稿》的精装书，金色封面，颇有气派，联想马上把我和二十二年前的那位张约园联系起来了。原来张先生原名张寿镛（1875-1945），字伯颂，号泳霓，别号约园，鄞县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书家，财政经济家。是大名鼎鼎出版界老前辈，曾编辑过《四明丛书》，又是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创办人兼第一任校长）的创办人。
   说起张寿镛先生创办光华大学，不能不提到五卅运动。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职工杀害中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愤起反抗。5月30日，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南京路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就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撼世界的五卅惨案。在血洗南京路的当天，有个原来在圣约翰大学肄业的学生叫聂光墀（其父聂应台是上海恒丰纱厂总经理），他目击英国巡捕枪杀中国人，一怒之下，奔到圣约翰大学，将事实真相告诉同学们，顿时校园里炸开了锅，当晚同学们就商议，第二天早晨不去教堂做早祈祷（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大学）而联络其他几所教会中学的学生，准备罢课，并于六月三日，在图书馆前升起一面中国国旗，以显示中华民族的不屈和自尊。这事惊动了当时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他扯下旗帜，训斥学生，学生不服，又找来一面旗帜挂上去，升半旗，意在为死难烈士志哀，卜舫济恼羞成怒，又一次扯下旗帜，踩在脚下。学生们看到国旗受辱，愤怒宣誓集体离校，许多在圣约翰工作多年的员工也纷纷响应。这就是上海近代史上的所谓“六三离校事件”。五卅惨案爆发，张寿镛先生正出任北洋政府松沪道的官员。他对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屠杀的屈辱，无比的仇恨，表示一定要报仇雪耻，主张教育救国，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六三离校事件后，他一方面以松沪道官员的身份，和英国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处理善后，同时应圣约翰大学大批离校的师生员工要求，立即着手筹办光华大学。他的计划得到王省三先生的热心支柱。王省三先生是一位清末明初的洋务人才。光绪六年（1880）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一年到宣统初年（1893-1910），他曾几度随从出使西欧各国，并当过驻日使馆的参赞和横滨总领事，办过铁路，煤矿，主管过洋务局，农工商矿局，电话局等，后来又担任浙江交涉使。民国七年至十四年（1918-1925），先后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员和松沪督办。王省三他和张寿镛都有子弟在圣约翰大学，中学读书， 五卅惨案 发生后也都离校了。王省三走访张寿镛。曾经有这样一段话： 国旗辱矣，学生逐矣，悲愤凄惨之情状，虽在道路尤为伤心，况两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 王省三先生捐出了他在沪西法华乡的六十亩土地建筑校舍，以容纳从圣约翰理离校的师生员工。他的这些地产，本来打算遗给家属的，他曾说与其日后我的一家子弟受益，不如今天捐出兴学，让大众子弟受益。 他还对张寿镛这样说， 收回教育权，固吾志也。 张寿镛，王省三办学的倡议，同时得到另一位学生家长，曾任江苏省交涉使的许秋帆先生的襄助。因当时王省三和许秋帆都已年迈，公推张寿镛为光华大学校长。第一批师生员工五百五十多人，都是从圣约翰大学愤而离开到光华的，这就是今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由来。
   

    看完《约园遗稿》，知道张寿镛先生的子女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得很好，这本遗稿就是子女们为他出的——她使我找到了我出版界前辈——张寿镛先生。
    一个人只要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即使强权把他的墓地刨平，历史也会想起他，这就叫历史的记忆。从我“认识”张约园的这件事上，就得到明证。

此文于2008年08月1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