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喜欢看报，在中国时，踏进办公室，首先是一杯茶，一张报，这是每天必做的功课。在中国喝茶是有级别的，当官的每年有下级进贡，或籍故开个什么会议，每人发上几罐好茶。
    据说正宗的西湖龙井，在市面上是不卖的，每年挑好的要上交中央，剩下的按级别和关系户分配。福建的“大红袍”更是名贵，该茶树每年只产四两茶叶。有一年我去武夷山开会，一位老农告诉我，每逢采茶季节这里有解放军三班站岗，收下的茶叶全部上交中央，归伟大领袖毛主席独家享用，旁人是无福沾边的。关于“大红袍”还有一个政治小道，据说当年苏联的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送给他二两。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很不高兴，说毛泽东吝啬，只送给他二两茶叶。毛泽东知道后，有一次跟外国记者说，赫鲁晓夫真贪婪，我送给他半个中国，他还不满足。这个故事不管真假，可见“大红袍”之珍贵了。
    笔者级别虽然是布衣，无福享受上等好茶，但是凭着关系，每年的中等的新茶还是能享受的，然而到了澳洲，茶和报就变了味，首先是茶，因为人离乡贱，物离乡贵，新茶在这里贵得离谱，不是我辈寒士所能消受，如有朋友从国内带来新茶，路上也要十天半月，到这里已经是香气走失大半，没有原来的乡土味了，所以日常只能喝杂货店里的茉莉花茶解馋，要不就是上洋人的超市买洋茶喝。至于看报，澳洲和中国因为政治制度不同，所以报道面和观点也大相径庭，中国的报纸因为是国家出资，所以编辑人员可以精耕细作，把文章改得文句通顺，校对的人也慢条斯理，避免出现错别字，报纸的质量也比较严肃，很注重意识形态，绝对不会有黄色新闻和春宫照片。可是这里的华文报纸却不然，因为读者少，印数不多，所以有些报老板就要节约成本，在印刷时能省即省，少放固化剂，叫人翻罢报纸，就十指墨黑，不是“烧炭翁”也成了“黑手”。至于西人报纸，还是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老牌资本主义之比的，除开人家的内容不谈，就其印刷的彩色和纸张的质量来说，也是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
    我前半生读中国报，后半生读外国报，两种报看久了，胸中就萌生出一门“中西新闻对比学”来：譬如，中国的报纸喜欢从正面报道，一个警察抓三个强盗，警察被杀死了，报道警察被杀死的同时，不忘突出社会安定，治安良好的赞美话，理由是我们有这么敬业的警察叔叔，还怕天下大乱吗？让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永远是美好的，所以中国的报纸永远报道是正面的，光明的，积极的。六十年代时，中国明明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建交国，但报纸却天天登载“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明明自然灾害饿死许多人，报纸却天天登形势大好；明明是社会上发生传染病，报上却大谈我国防疫形势喜人；明明是交通堵塞，马路跟不上车辆的发展，报纸却说汽车走入寻常百姓家，经济建设形势惊人，最后还要加上几句外国朋友的赞美词，似乎外国人也在称赞我们；而西方的报纸恰恰相反，只要某地区发现小偷，报上就大叫，警察没有搞好治安，我们这里有小偷了；明明是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只要经济出现一点偏差，专家就在报上陈述利害，责备政府；明明是一点小感小冒，报上就大惊小怪，嚷着大家去打防疫针。 看了大半辈子报，总算有所开窍，我胸中的“中西新闻对比学”悟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记者是，“稳定压倒一切”，“报喜不报忧”；西方的记者是“唯恐天下不乱”，“报忧不报喜”。

此文于2008年08月1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