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老走了，听到这个噩耗，顿时这位大儒的孱弱身影，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那件往事也渐渐在记忆中浮起。
    自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启功在傅增湘家里碰上张大千以后，就此常有往来。他还陪同老师陈垣一起上颐和园探访过张大千。为了证实这些史料，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和我表哥张之先——张大千的侄孙，一起去采访了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名声虽大，但住房却很小，那只客厅带书房的房间，充其量也只有二十多平方米，还堆满了年久的书籍和杂物，看了叫人逼仄。因为昨天在电话中已经向他说明了来意，所以一进门，大家都不讲客套，三言两语就进入了主题。他从冰箱里取出冰啤酒招待我们，像跟自己的儿女说话一样。他记性极好，谈锋甚健，谈论半世纪以前的往事，不断有珠玑妙语吐出，你仔细品味，能领略到先生的聪明和睿智。当谈到张大千的出走时，他毫不迟疑地说，要是不走，他肯定捱不过反右，幸亏走得及时，苍天有眼，为中国保留一个人才。当谈到当右派的事，他说这是缘哪，撞着就是缘，那时讲“一网打尽”，你是鱼，他是网，有啥法子。他赞叹季羡林先生的精神，为了我们民族不再重蹈覆辙而著书立说。我们这一辈人经历的痛苦太多了，但个人的痛苦和民族的灾难相比，这又算什么呢，我不行，受不了放电影式的痛苦回忆，所以写不了回忆录。我们说到一半，正巧文物出版社的编辑送来《韩熙载夜宴图》的印刷品手卷，请启老审定，他坐在画案前慢慢打开，突然发现我俩站在他背后。他蓦地立起来道，你们坐下一起看。我说您老坐着，我们是晚辈就站在后面就行了。他说不行，要站就一起站。我们拗不过他的热情和固执，只得坐在他身边，边看边听他讲解。看完，他把手卷交还来人，回头对我俩说，我年轻时常去听鹂馆大千处看画，大千也是叫我们这样坐着看的，你们是大千的晚辈，我请你们坐，只是还当年的一份情。我心里一阵热乎，老一辈的儒家精神真了不起，这么一件芥子小事，也谨记不忘，知恩图报。我的表哥张之先是位摄影师，出过集子，他摄的荷花在全国有名，他头颈挂着相机，但看到，墙上“不准摄影”的告示，不敢造次，犹豫再三，终于发问：“启老我能破例照个相吗？”启老风趣道，我们是自家人，不限此例，随便照吧。老人家的一句话，就把我们的距离就拉得更近，既然自家人可以照相，自家人为什么不能求些墨宝，留作纪念呢。我生起了得寸进尺的念头，对先生说：“好不容易见到您一次，不向您求些墨宝会有入宝山而空手回的遗憾的。”先生似乎早就胸有成竹，问：“写什么呢？”“请您题个堂号吧。”“你的堂号叫什么？”“半空堂。”“好呀，这个名字取得好。我到房里拿纸去。”先生扶着画案站起来。“不，不，随便什么纸都行，制匾师傅会根据原寸缩放的。”我阻拦道，不忍心让他老人家劳驾。“不不，写堂匾不能马虎，”老人坚持着站起来，回房里取来一张纸，然后慢慢摩平，凝神屏息，一丝不苟地写下“半空堂”三字，写完，在左下角盖上二方印鉴。生怕印泥不干，他又拿起一支秃笔，往小瓶里蘸上少许滑石粉，在红印上反复涂抹。他那种一丝不苟的细心动作，叫人看了从心底里佩服。也许就是这种平凡作风，使他成为不平凡的人。
    有人说启功不喜欢招惹烦恼，不愿谈及往事，我却不这样认为，我想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另有目的，就是更本不懂先生的睿智和他对人生的无奈。为了给先生送行，我特地坐夜车从上海赶到北京。当我跟随北师大的员工，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前，望着门楣上上的金色大字，不由对老一辈革命家生起无限的敬意，真了不起，进了公墓还要“革命”。我也想起了先生《自撰墓志铭》中的：“八宝山，渐相凑”的名句……先生一生以教师为业，以“授业解惑”为生，谈不上什么革命，现在安息了，终于被人请进了冠以“革命”的殿堂。我真不敢联想先生进入殿堂后会去向谁报到：马克思抑或孔子？呜呼，我默默地叨念着送给先生的挽联：
   

   天下文人哭先生健忘，好好先生；庙堂公卿喜君子睿智，谦谦君子

此文于2008年08月1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