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澳洲，住在一幢多层公寓里，楼上的住户，每天晚上在地板上发出嘭嘭的敲击声，闹得楼下的居民不得安宁，那时我还在一家印刷厂打工，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要起床，于是我上楼向那家户主反映。那是一家印度人，我还没说完话，屋里就冲出两个留小胡子的家伙，推推搡搡，要和我打架。当时我很生气。澳洲的法规规定，在晚上十一点种后发出声音骚乱邻居，就可以向警察投诉，打“000”（澳洲的报警电话，和我们这里的110一样），我立即报了警。大概三分钟后，开来一辆警车，两位警察，一男一女，站在我的门口（在澳洲警察得不到户主的同意，是不能进屋的），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经过向他们说了，男警察问：“他打你了没有？”我如实说：“没有，只是推了我一下。”“唔，你有什么要求吗？”男警察又问。“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发出声音，影响我的睡眠。”“好。”女警察将我的话记录在小本子上，和男警察一起上楼去。我跟在后面，也想上楼，男警察回过头，态度极友好地说：“对不起，你在家里等着，过一会我将处理结果告诉你的。”
    我回到屋里，大约才五六分钟，他们就下来了，依然站在我的门口，男警察对我说：“这一家人的女儿精神有毛病，晚上喜欢闹。他们刚移民来澳洲，不知道晚上十一点钟发出声音，影响邻居是犯规的。他们承认自己没有尽到监护者的责任，表示歉意，保证以后不再发生。你还有什么要求吗？”“谢谢，没有了。”我说。“谢谢，那请你在这里签个字吧。”女警察递过刚才记录的那个本子。事情处理得非常干脆快捷，从我报警到他们离开，整个过程大约才十分钟。这种办事效率实在令人佩服。
    事后我想，假设警察换种方法处理，让我也在场，然后三对头六对面地问印度人：“你推过他没有？”印度人或许赌着刚才和我吵过的气份上，说没有。接着警察又转过身，要我把经过再说一遍，少不了我和印度人又要大吵一场，这样说不定会把事情弄成一锅粥。
    第二件小事，也是和印度人有关的。1988年，我在一家印刷厂开折叠机，和我搭班的是一位印度人，平时他对我们中国人很不服气，那天为了一件小事和我吵起来，他出言不逊，骂了一句：“FUCK CHINESE。”“什么？你骂中国人！”我的民族感情一上来，就拿起手边的一叠精装书，朝他头上摔去。印度人没想到我会动武，他怕我再打，逃到老板的办公室去告状，我关掉机器，跟在后面，准备让老板评理。老板是一个小个子的澳洲人，整天乐呵呵的。他看到这副架势，没容我们开口，就将右手掌盖在左手扬起的食指上，作了个STOP的动作，示意我们不要说话，然后对印度人说：“你到那里去，和沙门（黎巴嫩人）搭档”，转过身又对我说；“你和派德（澳洲人）搭档。”我和印度人谁也没来不及说话，就又干起活来，整个事件被老板在一分钟的时间内解决了。到吃早茶休息的时候，印度人想通了，他主动塞了根香烟给我，道歉说：“很对不起，我刚才骂了你，别见气。”我见他这样，也向他道了歉。一场风波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我曾假设，如果换个空间，这场争吵发生在1988年的中国国营企业里，少不了车间书记要出来批评一番，然后开小组会，斗私批修，甚至写思想检查，这样一折腾，起码浪费十几个工时，弄得不好，还会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越弄越深。呵，有时候我想，老子的“无为而治”，确实管用，但我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为什么外国人用得那么娴熟。


此文于2008年08月1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