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死仅一线之隔，我在上海时还是好好的一位朋友，前不久就传来噩耗，说死就死了。
    我的这位朋友叫计遂生，是位书法家，这几年出了一点小名，拜改革开放之赐，靠卖字为生，赚了几个钱，不料乐极生悲，在过阴历年的前五天，和朋友搓完麻将回家，在家门口被歹徒连捅十三刀，肠子泄出，死于非命。前几天我去电话慰问他太太，说人已死了四、五个月，她去了无数次公安局，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死者的通讯录上有五百多个通讯对象，工作比较艰巨，所以至今未破案，我听罢放下电话，心想上海百业先进，海外人去投资，办手续非常快捷，但公安也许不接触经济，所以要慢一拍，也许是慢工出巧匠，警察叔叔把工作做完美点，山人是有妙计也说不定。
    我和计遂生十八岁时就相识，至今有四十年的友谊了，那时他刚刚学书法，我刚学写作，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经常一起去福州路上海旧书店淘书，那时抄家风刚过，上海书店的抄家书真便宜，一套线装本的《纲鉴易知录》只卖两元人民币，一套线装本的王希濂评本《红楼梦》，只卖十五元人民币，当时我的工资是十八元人民币，幸亏当时咬咬牙买了下来，至今还心存三分沾过便宜的喜悦。只是有件事提起还懊悔，一套上海中医名家石筱山的宣纸版《本草纲目》，印刷精美，装订考究，开价七十五元人民币，我在柜台前流连半天，最终因阮囊羞涩而作罢。计遂生比我执着，他看中一套有何香凝题词的《明清扇面选》，开价一百元人民币，揣摩半天，关照店员老樊，先存一下，明日一定来买。
    第二天晚上，我去他家的小搁楼，果然见那讨精装书的盒子，静静地躺在那张吃饭兼写作的台子上，我问他哪来的钱，他撸起袖管：“卖血。”
    “卖血也不够呀？”我还是不解。

   
    “二次，上午一次，回来睡一觉，下午再去。”
    好家伙，真够玩命的，唉，当年穷得一天卖二次血不死，现在富了，却被人捅死了，真是天命。
    遂生是异人，天生有六个脚趾头，我没有问他，他父母是否是近亲结婚，但他的胞弟很正常，在杭州的一家教堂里当牧师。我当年去杭州曾在他教堂里住过一夜，那时文革刚过，我们一起还在探讨过毛泽东为什么要选王洪文做接班人，他的观点是人到晚年会有一种恋子情节，也许在毛的心目中当过工、农、兵和干部的人是完美的接班人，他想把毛岸英培养成这样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毛岸英英年早逝，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王洪文的身上。他的兄弟是出家人，所以观点很人性化。计遂生比我大三岁，自然开窍比我早，也许这时青春的汁液在胸腔中激荡，要找对象了，有一天他突然去一家医院动手术，，要把多余的手指割掉，我记得到医院去探望过一次，同时还送给他两首诗，记得其中有两句是；“父精母血本端正，何苦寻烦削趾根……”
    计遂生死了，盖棺定论，他被人谋杀，不是因财，就是因色，据我分析，他脾气温和，知识分子的涵养和客套是懂的，因性格得罪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他交友不慎，总喜欢交些比他层次低的朋友，喜欢听别人的恭维话，乐意接受学生叫他大师的称呼。我曾劝过他，人的福气是有限度的，毛泽东被人叫万寿无疆，没几年就死了。接着共产党为了统战吹捧张大千，没几年，张也被吹捧死了，做学问，切记老夫子的教导：“人之患，好为人师”。因为我跟他实在是老朋友才讲这番话的，他也表示乐意接受。他有一个学生颇为发噱，一天他拿了一张自己画的工笔花鸟和一张吴昌硕的挂历进来，愤愤道：“我画得这么好连区书法协会也不让参加，他画得这么糟糕，还能出挂历，这世界真是不公平！”
    我听罢大吃一惊，当场斥之说：“朋友，你不懂不要乱讲，恕我直言，，你从现在起画一辈子画，也画不出这么一笔线条来。”
    计遂生在一旁非常尴尬，连连批评他道：“胡说，胡说！”那位学生走后，我跟他开玩笑道：“你什么学生都收，这里是往来有白丁了。”
    他自嘲一笑道：“听老夫子的话，有教无类嘛！”
    计遂生被人凶杀了，很可惜，他握管数十年，临过不少法帖，书法的功底是很深的，他写的大字和小楷都好，一位熟悉他的老朋友连连叹可惜，眼看宝塔就要结顶，因基础不牢，塌了方。老人的这句话使我陷入了沉思，“宝塔”的基础是什么？是从长期的贫困中自拔出来，突然富裕了，把金钱看得太重，在生意场上忘乎所以，得罪了人；还是一朝钱来手，便把色来行，大抓青春的尾巴，拈花惹草，闯下奇祸……计遂生呀计遂生，我的老学兄，你怎么那么糊涂！

此文于2008年09月0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