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大陆的文坛久了，和当年那里的文友疏于联系，只能从报上偶尔得知，他们有的还在笔耕，锲而不舍，有的已经下海，弃文从商，腰缠万贯，有的为官从政，宦海茫茫，想起这些年来的变迁，实在是够令人写许多东西的。 昨天去ASHFIELD新华书店，随手拈得一本新书，《豪门旧梦——一个上海“老克拉”的故事》，作者孙树棻。孙树棻，好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克拉”。“老克拉”是一句海派话，意思是领市面懂行情的人，也可以叫做“懂经”朋友。老孙的著者用这个副标题来夫子自道，是最确切不过的。
    我和孙树棻相识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候他在帮我们出版社写一本中篇小说，晚上常来我们办公室和责任编辑赵元真聊天，那年头，因我的私房被鹊巢鸠居，还没有落实政策，只能和家在嘉定的赵元真挤在集体宿舍里，同居室的还有诗人黎焕颐，那时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老孙来的次数多了，也就成了我的朋友。老孙有两大特点，可用声味并茂来形容，声，他是文革后上海滩第一个拥有摩托车的人。我记得那是一辆灰色的“幸福牌”，开起来声音很响，煞是威风，上海人把这种车叫做“大炮”。这车和老孙的打扮很配套——邋遢，也许是他专心写作，没有时间打理车子，每当窗外响起机器脚踏车（上海人对摩托车的叫法）的声音，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老孙来了；味，是他的烟瘾重，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是雾气缭绕。他烟不离手，仿佛浑身的汗毛孔都在喷发出烟味。多年不见，老孙已经七十开外的人了，不知他戒烟了没有？大约八十年代初，老孙的创作欲颇为旺盛，他的《太湖游击队》印数很高，，后来又改编成电影《敌高科在行动》，在缺少进口片的当时，曾经吸引过很多观众。
    从聊天中知道，老身出身不好，他父亲是商务印书馆的股东，跟张元济有什么瓜葛，还有海外关系，有个小姆妈在香港，几次叫他去香港，他不去，。后来又知道，他和周信芳的女儿闹恋爱，阴差阳错，有情人没成眷属，一赌气，终身不娶，至今还是光棍一条，这倒也清净，这一辈子至少比我少受气恼，省却不少拌嘴的吐沫，后来他帮周信芳写了不少书也是这个缘由。
    回忆老孙不能不描述他的家。我到过无数个邋遢的家，有四川山区人畜同居的家，安徽农民家徒四壁的家，太平洋岛国用棕榈皮搭建的家，唯独对老孙家的邋遢，记忆犹新。他的家住在上海复兴中路思南路口的一所老式洋房里。你只要看到院子里停有摩托车就知道老孙一定在家中。如果你在门口大叫三声“孙树棻”，楼上回答你的准时三声“汪汪汪”，这是他的爱犬在跟你打招呼。当时上海规定不准养狗，老孙养狗也是前卫的，是不是人民政府知道他是单身汉，对他特别优惠，不得而知。

    老孙的居所是二楼的亭子间，也是他的创作室，隔壁是被上海人称作大卫生的厕所间，兼作爱犬的居所。上海人把有浴缸的厕所叫做大卫生，没有浴缸的称作小卫生。进入老孙的房间，首先迎接你的是一阵混合的香烟味和臊膻味，，这味道来自台上那只垒起三寸来高烟蒂的烟灰缸，和沙发旁那只白色的高脚痰盂。临窗的一张写字台，好像是用木板搭起来的，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稿纸和杂物，最显眼的是那横竖混放的几条红双喜香烟，其凌乱是无法用笔墨描述的。
    有一次我去他家，约他去见一位老作家，临出门，他从沙发上的一团脏衣服堆里抽出一条裤子，和身上的那条比划着，问：“小王你看哪条干净？”老实说，两条都不干净，但对比之下，总有一条是比较干净的，他选择一条穿上，我们出门去了。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国，听说老孙去了香港，还继续在写小说，我在海外的华人报章上时而读到他的大作。
    那年金庸来悉尼，我和他谈起孙树棻，金庸说和他很熟，并说如果我去香港，他一定请我俩吃饭。老孙虽然七十出头，但创作欲依然旺盛，长篇连续出版，我比他年轻，但这几年似乎把世事看得很恬淡，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来，与他相比实在惭愧。今年我如回国，一定选道香港，和他把盏叙旧，不知他现在还养狗否？过去我们一起吃饭，肉骨头总由他带回家喂狗，倏忽，这都是将近二十年以前的旧事了。(前年回国，听说老孙逝世了，黯然之下，权且将这篇旧文作为对他的悼念吧！)

此文于2008年08月1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