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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另一方面，文宣部门默许和鼓励低劣的影视和文字像洪水一样泛滥。全国人民一起如醉如痴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还珠格格》，也只有在专制帝国中才会发现此种奇观。更为可悲的是，中国的少年儿童个个都把扮演还珠格格的赵薇视作毛主席一样的偶像。我猜想，曾经监管北明的张姓女警察一定也是"赵薇迷"中的一员。
奥威尔在《文学和极权主义》中指出："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世界隔绝起来，它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中国的现实正如奥威尔的描述，极权主义成功地侵入了公民的私人生活，像章鱼的吸盘一样牢牢地控制了公民的思想和感情。像北明这样大胆的怀疑者和反抗者，必然遭到无情的镇压和迫害。
八千里路云和月
"即便是风筝，也不准许在人间地狱的上空出现。因为它向往自由。"收容审查结束之后，北明被强迫离开北京回到太原。然而，她拥有的"自由"仅仅是有限的自由，"郑义专案组"的警察不断前来骚扰她，甚至通过非法手段冻结了她的银行存款。也许专政机器并没有让基层警察做得如此过分，但是基层警察为了保护切身的利益、并获得进一步升迁的机会，往往会变本加厉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这个体制下，很难发现摩罗所说的那种存在于沙俄帝国的"良知的弹性"。更多的是像太原公安局老奸巨猾的警察段明生这样的"叭儿狗"--当对郑义、北明夫妻无计可施的时候，他不惜以国家的名义诬陷他们"有经济问题"。这种卑劣的做法，连在银行工作的蔡科长也看不下去，而愤怒地说："他们这就是不择手段了！"
当时，郑义还逃亡在外。警察将北明当作诱捕郑义的"鱼饵"。一开始，北明在家中帮助郑义联系在海外出版著作、照顾家人的杂务。后来，她不甘于"请君入瓮"的命运，便开始了漫长的逃亡。在参加完朋友的婚礼之后，她趁人不注意乘火车由太原去西安。然而，警察的天罗地网在她的面前缓缓张开，她发现一路上都有警察跟随。当她抵达西安火车站的时候，连开到面前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便衣扮演的。她的行踪被他们了如指掌。为了摆脱尾巴，北明先后换了多次长途汽车、三轮车等，还平生第一次尝试了扒火车的惊险。在肮脏的货车上，她遇到了司机的副手、一个强壮的男青年。这个青年男子发现北明孤身一人，便企图调戏她。在实力完全不对称的危险情况下，北明假装成一个会武功的江湖女侠，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对峙，居然将对方吓退了。在她下车的时候，没有得手的男子只得对她说："大姐，我服了你！"她依靠的是自己的信心，正如《圣经》中所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多林后书》4：8-9）
这是一本只写了一半的书。其实，"好戏"还在后头。按照北明的说法："一千天的旷日流亡，某些情节惊险曲折得像一部失真的小说。"在北明刚刚开的这个"头"中，许多细节就已经让我惊心动魄了。这种提心吊胆的"在路上"的经历，将曾经文弱、幼稚的北明磨练成了"义高人胆大"、千里寻李靖（郑义）的"现代红拂女"。一路上，她不断化妆、不断变化交通工具和住所，并研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与特务周旋的"活的经验"来。
后来，当北明和郑义双双来到美国，在异国他乡安定下来之后，仔细回想逃亡的历程，她不禁感叹说："直接间接相助的人如此之多！年龄从十岁到七十岁！身份几乎囊括社会各阶层，从学生、教授、艺术家、记者、编辑到个体户、警察、医生干部甚至僧人、盲流、刑满释放者。当然还有港台商人、外国朋友。最令人感慨的是：他们绝大多数与我们原本素不相识。"鉴于朋友们的安全，她暂时还只能对当年的传奇经历保持沉默，并以这种沉默作为对他们的最高的敬意。
我认为，这是一笔珍贵的"民间的资源"。这些残存在民间的良知和道义，是我对中国未来抱乐观设想的主要根据。"六四"屠杀之后，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都是通过一条"特别通道"逃离大陆的。试想，当时中共军警特宪共同行动，张开天罗地网搜捕民运人士，他们组织严密、手段残暴，当时全国上下笼罩著一种可怕的"红色恐怖"。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通道"居然一直保持畅通，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六四"之后的"生命通道"，与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废奴主义者们在南方开辟的通道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背后，有无数的无名者在默默地奉献著，冒著巨大的危险和压力。比起在广场上为了人权、民主和自由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英们来，他们同样伟大、同样光荣、同样是肩著黑暗的闸门的中国的脊梁。这些人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相差千万里，却为著共同的事业走到了一起。他们把自己的卧室留给逃难的民运分子，他们划著小船将素不相识的逃往者偷渡到香港。我想，如果把他们的故事拍摄成影片，一定比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还要吸引人。
《告别阳光》一书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告诉后人："八九"是我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八九"赋予我们的生命以特别的意义。正如高尔泰所说："四十年来中国人民驯顺地忍受了多少敲骨吸髓的掠夺与盘剥，接受了多少残酷的整人运动和荒谬绝伦的要求。甚至连饿三年，家破人亡还要说自己'无限幸福无限荣光'，而那一切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鼓励了奴役者的为所欲为，加剧了自己的苦难。逆来顺受到这种程度，如果再没有八九民运的爆发，我们又怎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骗子、强盗和奴才、牛马的国度，而且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活人的国度呢？" (全文完)
转自2002年9月23日 《议报》
(注：为纪念“八九六四”十八周年，《告别阳光》一书电子版近日将开始在《观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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