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標——劉賓雁的遺産（註） /北明文集

劉賓雁的俄國兄弟赫爾岑與他具有同樣的特徵。赫爾岑生前身后都不被譽爲理論家，與哲學更無緣分。洛斯基一部520頁厚的《俄羅斯哲學史》（中譯本），其中有關他的哲學理論介紹，只有不到3頁半。這固然與當時俄國理性思維並不發達有關，但不能否認的是，赫爾岑無意在抽象思辨領域馳騁，他立足俄國現實，思想觀念大都散見於他有關俄國問題的時政評論、書信和回憶錄。

四

劉賓雁對經驗事實的關注與赫爾岑同樣熱切。明顯的證據是劉賓雁發明了報告文學這種寫作體裁。啓發直接來自他的蘇聯同行奧維奇金。奧維奇金是蘇聯文學新潮流“反對粉飾現實、大膽干預生活”的領路人。劉賓雁1954年陪同這位作家訪問中國時，就讀過他的重要作品，了解他對蘇共決策高層的影響。1956年劉賓雁成爲奧維奇金的座上客，在這位蘇聯作家的客廳裏，他閱讀了大量讀者來信，畱下深刻印象。囘國之後，劉賓雁第一篇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發表，接下來發表了另一篇同樣引起轟動的《本報內部消息》。一年之後，劉賓雁以右派身份下鄉勞動改造，帶的書中有三卷三個磚頭厚的俄文版《別林斯基全集》。別林斯基是一絲不苟的道德主義者，作爲俄國十九世紀首屈一指的文學批評家，他不僅將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推舉上俄羅斯文學聖殿，還以自己充滿血氣的文學批評奠定了人生與藝術合一的浪漫主義文學態度、現實與歷史緊密相連的寫作傳統和文學評價標準。“希望從中找到文學使命問題之答案”的劉賓雁，不可能不從別林斯基的文字中受到啓發。

劉賓雁報告文學的真正先驅應該是同樣關注經驗事實的赫爾岑。他的《往事與隨想》第二卷“監獄與流放”，濃墨潑灑獄中見聞。尤其是最後幾章筆到流放地，幾乎將自己隱去，重點報道地方官僚腐敗、邊陲警察貪心、當局權利黑幕、監獄違法刑訊、藝術家冤屈而死、民間百姓受壓上告……。讀赫爾岑這些幽默、犀利、生動的文字，兩種感慨油然而生：一是暴君尼古拉治下俄國社會雖然黯淡無光，起黑暗並未超過劉賓雁生前身后中國地獄般的景象。二是，早在近一個半世紀前的1860年，俄國苦難大地上就生長着報告文學這種文學作物。

事實上，檢查制度導致新聞言路封鎖，遂將屬於新聞領域的社會關懷和操作層面的政治觀念驅入比較安全的文學領域，這種現象不獨屬中國，乃是人類近代社會一種普遍現象。英國思想家柏林雖然沒有注意到中國大地劉賓雁為先驅、至今層出不窮的報告文學，但是他注意到當年“德國已經有此情況，在俄國規模更大。”他具體描述的俄國十九世紀類似的現象與當代中國的毫無二致：當局的鎮壓，先使作品日趨曲折、日益詞激情切，終則將整個俄國文學變成赫爾岑所謂對俄國生活的“一大張起訴書”。文學從來是苦難的救贖地。如果說赫爾岑是俄國文學起訴尼古拉專制生活的最早發言人，劉賓雁則是共產黨紅色中國的第一起訴人。他的報告文學，是對中國苦難生活的第一份起訴書。在生活痛失人性、脫離歷史本質的中國，最早接通俄羅斯精神的劉賓雁，始終保有以作家天良承載中國苦難的歷史自覺。

五

從中世紀早期基督教，到資本主義教條，到社會主義實踐，人類為了自己抽象思維的習性和獨斷主義傳統，樹立了一批批的權威，推倒了一代代人具體豐富的生活。在對具體問題投入巨大同情的背後，在認識論上，劉賓雁與赫爾岑具有同樣的重要特徵：淡漠抽象觀念、反對教條主義、抗拒獨斷説教。對此有清醒認識的赫爾岑宣稱：“歷史沒有劇本”，生命有其各自獨特的經驗，各世代的目的在於完成其自身。對赫爾岑深有研究的柏林指出：赫爾岑“最恨之事，是公式的專制——從某种並無實際經驗基礎的先驗原則中推演出一些安排，並屈就這些安排。” 赫爾岑懂得“現代人的最深災禍之一，不是陷入現實，而是執迷於抽象觀念”。面對俄國嚴峻的現實，赫爾岑不僅反對沙皇專制，對新的教條和新的解放者一樣深懷畏懼：“他認爲，社會主義的獨斷教條，其令人窒息，不下於資本主義的、中世紀的、早期基督徒的教條。”劉賓雁也一樣，無論多麽美好，無論東方聖賢古訓還是西方哲人思想，只要一朝成爲刻板説教和信條，便本能地敬謝不敏、棄而不問。“孔子著作中散發出來的教人循規蹈矩、安分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說教，從形式到内容都令我窒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隨著據説是它的偉大勝利（中國的解放）而同時淡化和消失”。他“對中國和蘇聯的教條主義厭惡透了”！他對“制度設計”沒有太大興趣，對“專制”、“民主”等抽象觀念從不輕易附和。

赫爾岑曾經是聖西門和蒲魯東的信徒，相信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主義，一種可以開萬世太平的偉大體系。作爲理性主義者，他曾經確認“如果以理性自己規划社會生活，而使社會生活秩序井然，並且創出一種清晰、工整的組織，人類問題即能有個一勞永逸的解決。”但是赫爾岑從來不是觀念拜物教。現實主義思維方式總是將他的眼睛與思考瞄準生動事物，矯正自己的幻想與錯誤。1848年到1849年發生在法蘭西﹑德意志﹑奧地利﹑義大利﹑匈牙利等歐洲國家的那幾場血腥革命的結果，導致他棄絕自己過去的民粹主義思想，打碎烏托邦幻想，反思其致命弱點。他認爲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壓迫者和解放者同樣值得警惕。因爲他們來自將信念奉為教條的時代，他們是中世紀教條的世俗傳人。他看穿“定於一尊的、壓迫人的共產主義牧歌畫面，鄙斥野蠻的‘平等苦役’，不屑卡貝等的社會主義者的‘強迫勞動’，以及以破壞為職志而一往直前的野蠻人”。他譴責“以人民利益為最高法則，即使毀滅世界，也要讓正義實現”的做法，以及類似於宗教裁判所的血腥和恐怖。他預言“共產主義將在一場可怖、血腥、不公、風馳電掣的劇烈暴風雨裏橫掃世界”。他決不容忍“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為祭壇，平白犧牲活生生人類的血肉。”劉賓雁追求社會公正，財富均等，但他與赫爾岑一樣，每逢這個崇高的名義變成血腥暴力，他就本能地抗拒。生活與具體事實，是永遠的天平和坐標，它是隱在輝煌理想中的觀念防腐劑，總是導緻抽象肯定共產革命目標的劉賓雁具體地否定它：參加過一次土改，目睹吊打地主的“人對人如此殘酷的場面”之後，劉賓雁發現他心中有“一個疑問……久久不能解決：從理論上說，中國無地農民渴望得到土地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具體情況是，地主辛勤勞動、省吃儉用致富，貧農則不乏遊手好閒之輩。這種土改，以暴力手段平分並非靠剝削致富的財產，是否有悖天理良心？劉賓雁始終質疑“只要是‘革命需要’，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

反對崇拜任何高尚名義下的抽象原則和絕對真理，永遠面對生動具體的現實而與抽象思維保持距離。——劉賓雁與赫爾岑一樣，經過了青年時期的追尋理想的選擇，在那條充滿荊棘的獻身道路上，終生將自己身軀貼著大地、脈搏連接民衆命運。總結自己一生志趣時，他說他“始終密切追蹤國内和世界的演變，重點放在社會和人。”遠離故土，他不懈地了解中國現實，同時廣泛閲讀歐洲、美國社會學著作，目標仍然是血肉中國、現實社會。

“社會主義必將發展出它的所有階段，直到它造達它本身的極端與荒謬境地。屆時，起而反抗的少數人的巨大胸膛裡又將爆出否定的一喊。然後，再起一場殊死戰，社會主義處於今天的保守主義地位，被那場順勢而至，但我們還看不到的革命擊敗……”。——這是一百多年前赫爾岑在他的《彼岸書》中對社會主義未來的預見。歷史邏輯也好，民族宿命也罷，它的現實苗头正在世界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悲剧性地呈現。

文字刻載的歷史是人類智慧的寶藏，抽象觀點擁有宰制複雜現象的功能，而現實主義、懷疑立場、植根大地、尊重事實，卻可以使人擺脫“明於歷史而昧於事實”的理性黑暗，避免違背初衷、本末倒置的錯誤。赫爾岑認為，“歷史必然進步論”這種觀點導緻的政治末世論（Political eschatology），乃是人類生活的致命教條。英國學者柏林認為，赫爾岑的這一思想 “進入俄國激進主流以後，對於誇張的功利主義，一直有解毒作用”。同样，劉賓雁的懷疑主義立場和匍匐大地的思維方式，對於扭轉中國一百多年來以暴易暴、惡性循環的厄運，防止再度將苦難中掙扎不休的民衆及其生活送上民族、國家、正義、平等、公正、幸福的崇高祭壇再被新一輪極權統治虐殺，應當成為一付有效的清醒劑。

劉賓雁晚於赫爾岑一個半世紀，他沒有對自己曾經受過感召的共產主義理念做出理論上的清算，但是終其一生,他的生活方式本身是對任何美麗教條和崇高説教的背叛。對與共產主義説教同樣美麗的另一種理念，他懷有與赫爾岑式的警覺：對制度化的民主美國，他仍舊以現實為坐標，對其内政外交一一具體評價，褒貶自成格局。各色人等，無論秉持什麽理念，屬於什麽黨派團體、標擧什麽旗幟，號召什麽主義，倡導什麽價值，擁有什麽頭銜或者社會標簽，他評價和取捨的標準是他們的具體言行。即便在反抗壓迫、追求民主的海外反對運動中，他依舊拒斥“是非顛倒、真僞混淆，正不壓邪”，同樣超越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標簽，厭惡形形色色權慾熏心、品質惡劣的民主鬥士。這讓人不禁想起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描述一位沙皇憲兵軍官在搜捕中默默保護被捕人之後的議論，他說：“世界上再沒有比用標簽、……用行業的主要特徵對整個階層加以籠統的譴責更殘酷、更眼光狹窄的了。名稱是可怕的東西。”他引用德國浪漫主義小説家讓•保•利席特爾的話說：一個小孩子撒了謊，只能是撒了謊，但是不能就此結論說他是一個“撒謊的人”，因爲他很多時候並未撒謊。極權體制下生活的一個經常性的特徴是，在壓迫與反抗的政治主題（名称）下，遮蓋着更深刻也更具体的道德問題。標舉神圣旗帜、主张民主政治、献身解放事业、为压迫者代言，未必就不“撒谎”、不作假、不颠倒是非，不为了个人权利出卖人民福址。劉賓雁不為标签、行业所惑。他多年來的行為方式與赫爾岑當年的表述不謀而合：“我討厭這樣一種人”，赫爾岑寫道：“他們不能或者不肯淘神費力走到名稱以外，……跨過錯綜複雜的……身份的障礙……。那些遠離現實的、枯燥冷酷的、自私自利的、純潔得令人厭惡的人或者那些還沒有機會暴露或者還不需要暴露自己的卑鄙、庸俗的人經常就是這樣做的”。自劉賓雁十三嵗寫出自己的第一部關注社會現實的作品《母心》，他一生的喜怒哀樂根植於現實，形諸於生活。他的言行實際上已經超越黨派、跨越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