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俄國1905年革命與1917年革命之間的1909年，布爾加科夫、弗蘭克、司徒盧威等人出版《路標》文集，沉痛而嚴厲地警告知識分子，譴責他們“將瘋狂的仇恨和致命的簡單結論帶進了俄國，歇斯底里地陷了英雄主義的狂歡狀態”，知識界對“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人民内部的破壞基因和野蠻本能釋放出來”負有重大責任，這是俄國知識分子最嚴重的“誰之錯”。1991年蘇聯解體和1998年俄羅斯風雨飄搖之際，《路標》兩度再版，兩度震動俄國。知識分子作爲歷史演變的特殊群體和精神動力，再次成爲20世紀末俄羅斯徘徊於十字路口的重大論題。《路標》派的精神先驅之一是赫爾岑，他早在50多年前就用簡潔的語言表達了“路標”派深奧的宗旨：“人如果不要救世，而要救自己——不求解放人類，而求解放自己，我們將有助於世界的得救與人類的解放”。本文借“路標”為題，取俄羅斯知識界對俄國革命的反思現象為行文背景。——作者

    一

    賓雁人生幾個重要時期幾乎都與俄羅斯有關。

    童年時期生活的哈爾濱等於半個俄羅斯城市。俄國大革命之後，中國接納了大量被蘇維埃政權驅逐的白俄人，當局在哈爾濱建立了兩個俄國人居住區。劉賓雁出生前，哈爾濱的俄國僑民已經高達15万5千。俄國人1900年在那裏開辦的啤酒厰成爲中國第一家啤酒厰。俄國人1907年在那裏建立的聖索非亞大教堂是俄國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教堂。俄國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那裏修建的中東鐵路是中國當時最大的鐵路。那座城市從風貌到靈魂更接近俄羅斯。劉家人居住地是俄國人夏季休養地、距哈爾濱不遠的珠河縣（現稱尚志縣）。劉賓雁生長的家庭環境浸染俄國因素。對他一生言行產生重要影響的父親，幾乎生活在俄國人中閒：童年時期給俄國人照看孩子，開始說俄語；青年時期前往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幾乎成了半個俄國人；歸國後在中東鐵路擔任翻譯，繼續以俄語爲生。劉賓雁自小坐俄國人修建的鐵路旅行，看俄國人出入租界，用俄語音譯描述俄國人的事物，在父親教導下自學俄語。

    青年劉賓雁尚未被他的同志列入另類，已被嘲弄為“俄國沒落的貴族”。中青年時代，31嵗的劉賓雁在太行山勞改期間，所帶的書至少有八、九個磚頭厚度的是《別林斯基全集》、《俄羅斯作家論文學勞動》以及原版的《戰爭與和平》。壯年時代，50嵗的劉賓雁再度被罰，到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做編輯，關心的是反對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動向，親自翻譯編輯出版了《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在自傳中他總結自己被打成右派之前與蘇俄的關係時說，“我曾經四次去過蘇聯。我曾經長期自費訂閲蘇聯的《文學報》和蘇聯最有影響的文學刊物《新世界》。”而且，“每個星期，我都會從北京國際書店買一批蘇聯出版的小説和文學評論書籍。”

    已經無法確知劉賓雁流亡海外之前是否系统研究過俄羅斯白銀時期的思想。能夠知道的是，在蘇共垮臺初期，俄國本土尚未開始系統引介其流亡思想家時，劉賓雁對白銀時代某些著名的俄國宗教哲學家或思想家已經熟悉。

    流亡海外初期，劉賓雁忙於應邀到各大學就中國當代文學與社會演講，但是他寫到：“按我本意，應該讀書。……蘇聯和東歐又有那麽多事情需要我了解。”流亡海外的最後幾年，蘇俄仍然沒有退出他的視野。据友人回憶，病患中的劉賓雁聽説紐約布魯克林區有幾家俄文舊書店，一直想“等身體好了，抽空去淘些舊書來”。念念不忘，嘮叨了幾次。劉賓雁身後留下諸多遺憾。其中之一，也許有關布魯克林的俄文舊書店。哪怕就去一次呢，把感興趣的舊書淘金子一樣淘回家！ 二

    與西方相比，俄羅斯跟中國更相似：在同樣遼闊且相互接壤的地理空間裏，世世代代居住著同樣占絕大比例的農業人口。同樣信奉自己的傳統教義，接受中央集權的統治。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與十八世紀起始的俄國社會有更多相似之處。彼得大帝的強行變革，將閉門自守的俄羅斯推出中世紀大門，推上歐洲舞臺，同時引起國家内部的深刻衝突：民族意識深刻分裂，本土傳統與西方價值激烈踫撞，彼得堡、莫斯科上層權貴與廣袤土地上一般民衆之間隔膜漸深至銳。這不僅是多數俄國史家的定論，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們也都描寫或涉及過致力於改革的貴族在農民那裏遭受到的冷遇和挫折。

    國家興盛，農民淪陷。國家成爲“沒有人民的國家”，人民成爲 “陷於黑暗的人民”（Dark People， 或Dark Folk，一作“愚鈍之人”解）。他們不僅沒有從改革中獲得利益，反而被廉價出賣給改革。及至葉卡捷琳娜時代，留學歸來的俄國作家拉吉謝夫（1749-1802）的想像遊記《聖彼得堡到莫斯科之旅》，呈現了俄國普遍的社會不公，農民困厄隱忍的情形。彼得大帝取法西方，但並未輸入“道德上對權力的抑制，本能上對人權、思想權利、真理權利的承認” （赫爾岑《彼岸書》）對比尼古拉治下俄國社會現狀有關記錄和描述，可知中國上個世紀至今，官貪污僚腐化墮落，農民多災多難，社會兩極分化比俄國更甚。

    面对深重的苦难，數代俄国知识分子都曾思考俄国的去路。“怎么办”，不仅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现实改革派思考和论述的问题，而且是十九世纪弥漫整个俄国知识界的大问题。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如赫尔岑、道德至上者如托尔斯泰、形而上学宗教狂如陀斯妥耶夫斯基乃至革命家如列宁，都以此为题做过文章。从十八世纪末拉底谢夫代表的体制内改革要求，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十二月党人的体制外革命，俄羅斯民族走过了一条改良无望，革命暴起的道路。十九世紀后半葉從四十年代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幾乎所有不同甚至敵對的俄國民粹派力量，包括我們過去熟悉或未曾與聞的苦行主義者和思想家（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克魯泡特金）、雅各賓分子、職業恐怖信徒、社會主義革命家、以及馬克思主義者（如列寧、托洛斯基Trotsky），一致認爲為要實現理想，必需宣傳農民起而反叛。但是1874年 “走入民間”宣傳民衆的自由人士們卻發現，農民對土地之外的任何變革全無興趣，對超越物質之外的制度革命相當淡漠，進而猜疑、反感，有時甚至仇視抵制直至發生肢體衝突，將他們扭送當局。于民間受挫，被迫重新定位的俄國改革者們，由此思想與行爲方式發生分裂：手段與目的之爭、拯救與被拯救之辨、虛無主義與民主方法之優劣、國家與革命作用和功能之論證……。苦難俄國近三百年自我拯救的歷史，最終導致共產主義革命和斯大林的血腥統治，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近代歐洲發源、風靡全球的浪漫主義思潮：任何思想，保守主義總是相對深刻，但是任何運動，激進主義總是佔上風。二，俄國知識分子們相信塵世閒有完美可尋，而革命是消除罪惡的理想手段。多年后英國思想家柏林對此有明確的闡述和總結：“以上思想家（民粹各派論者）都共持一個巨大的啓示錄式假定：一旦當道之惡——獨裁、剝削、不平等——在革命之火中消滅，灰燼裏將自然且自動升起一個自然、和諧、公正的秩序，這只需開明革命家的溫和指引，即能臻於完善。”他說，這“烏托邦之夢，是民粹主義，葛德文與巴枯寧，馬克思與列寧諸人都共同懷抱的幻見”。

    不能否認俄國民粹主義者們美好的初衷。但到了列寧，尋求正義公平的理想付諸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鉄的紀律，個人無條件犧牲於理想和黨的事業，各種（幾年）“計劃”成為生活的主宰。如此，人道主義經由功利主義，走向道德虛無主義，最終将人民送上崇高的祭坛。有論者言：俄国革命运动一度赢得了勝利，失去了灵魂。（彭怀棟）

    在俄羅斯知識分子從改革到革命，從自我獻身到犧牲他人以及革命從謀求人民福利到將人民送上祭壇、從追求正義到走向邪惡的激進主義潮流之中，曾經有一個聲音不懈地發出異議，有如先知般的啓示。這個人叫赫爾岑（1812-1870）。劉賓雁的人生軌跡與他極為類似。

    劉賓雁終其一生沒有放棄一個幻覺：人民永遠不會犯錯誤。正如赫爾岑始終抱定對“農民的老羊皮棉襖”的信心。這是典型的民粹主義思維。劉賓雁和許多理想主義者一樣，對財產不均現象非常敏感，“這個社會，爲什麽會有窮富之分呢？……父親告訴我蘇聯不是這樣的。它便成爲我嚮往的天堂。”那是他少年時期頭腦中出現的第一個社會問題。時年他十三嵗。他始終相信正義與平等乃是人間天堂，烏托邦理想能夠實現，而且必須實現。赫爾岑在沙皇尼古拉的暴政與十二月黨人的失敗中啓蒙，“我覺得我並不站在霰彈和勝利、監牢和鐐銬的一邊。伯斯捷爾（十二月黨人領袖之一）和他的同志們的處死徹底喚醒了我心靈的孩子的夢。”赫爾岑稱此為自己“精神的覺醒”。赫爾岑當時十四嵗。青年赫爾岑生活在新舊世界交界處，此岸令人窒息有待打破，彼岸模糊不清但是必定美好。他不甘於自己所受的貴族式玩票教育，要擺脫貴族青年固定職業、安穩生活的平庸，為危險新世界接生，要“把莫斯科從暴君手裏奪回來”。1827年一個黃昏，他和自己的友人來到他們的“聖山”——莫斯科附近的麻雀山上，相互擁抱。在那個太陽下沉，清風拂面的時刻，他們俯瞰遼闊俄羅斯大地，“當著整個莫斯科發誓， 為我們所選定的鬥爭獻出我們的生命。”幾乎在同一人生階段，平民出身的劉賓雁將自己投入祖國現實的危難中，參加了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鼓動工作。其初衷，同樣是改變現實的願望：“中國的苦難實在太深重了，中國人對於改變自己奴隸地位的願望實在太強烈了”。

    少年劉賓雁沒有選擇國民黨卻經由馬克思主義選擇了共產黨，並不是由於他信仰那個主義。多年后他曾如此反省：“越是主張激烈、徹底、變革的思想，便越是富於吸引力。”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人道主義理想對他具有足夠的魅力，而“國民黨卻始終拿不出一個綱領，一套口號使青年人熱血沸騰。”青年赫爾岑更加激進，他曾經滿腦子裝滿恐怖主義，曾經認同法國大革命將路易十六推上斷頭臺的暴力行動。 三

    赫爾岑1850年代的宣傳鼓動，從海外影響了後來俄國民粹主義者。爲此，列寧認爲他是“在俄國革命準備期起了偉大作用的作家”，具有“真正的歷史地位”。赫爾岑因此多年來被蘇聯以及中國誤解為純粹的社會主義者、革命作家、民粹主義先驅。直到幾十年前，英國思想家、哲學家以賽亞•柏林慧眼獨具，將他請下革命神殿。柏林依據赫爾岑當年自己的表述，以極富説服力的論證，從認識論切入，從國家、歷史、進步、人民福利、個體自由、法國大革命等多個角度，説明赫爾岑在近代思想史乃至俄國思想史上的獨特地位、他與俄國歷代革命家大異其趣的思想特徵。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將二十世紀帕斯捷爾納克從諸多蘇聯時期作家中發掘出來，比之讓托爾斯泰落選更意味深長一樣，赫爾岑在被列寧誤讀之後，再度被西方發現，對於全面理解俄國人文主義傳統有重要的意義，對於解讀劉賓雁同樣不無裨益。

    一般人認爲劉賓雁學養不足，因爲他缺乏濃厚的理論興趣。但仔細觀察，事實並非如此：走遍東西南北世界各地，劉賓雁真正想去的是書店，往往在那裏逗留過長時間，給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對此深有感觸。他陪同中國代表團訪問世界最大賭城拉斯維加斯和世界第一樂園迪斯尼，發現劉賓雁對那些熱鬧毫無興趣，卻把差不多整夜的時間消磨在那裏的書店中。劉賓雁有强烈的理論飢渴，他堅持“必須使自己從理論上更好地武裝起來。”人生途中，每逢被剝奪發言權而勞動改造、停職檢討，他最熱衷的是鑽進書堆，浸婬其中。晚年流亡美國，讀書仍是他一大心願，最渴望的事情是“能夠坐下來了兩耳不聞窗外事，每天讀它一本書”。去世之前，他電話裏對友人鄭義的慨嘆還是有關閲讀：渾身無力，居然連書報都無興趣讀了，人生到此多麽可怕！回首往事，他慨嘆之一總是學習機會太少，沒有時間讀書。去世之後，他四壁書籍，捐獻給某大學圖書館，運輸不是一件易事。事實上，劉賓雁讀的書不少，尤其患病養痾以來，他有更多時間閲讀。劉賓雁通英、俄、日三种外語，跨越東西方兩大語言體系。他閲讀不僅覆蓋俄羅斯黃金、白銀、蘇聯三個時期，而且銜接東西方兩個世界。慨嘆沒有時間讀書，不能説明他沒有理論興趣，只能説明興趣太濃，無法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