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朱学勤文集

该文对伦敦平民在此次袭击中的生命“遭遇”不置一词，却称恐怖主义是对不公不义的反弹，这是说不过去的。从纽约9·11西班牙3·11及至伦敦连环爆炸，恐怖袭击没有一次不是针对平民。到目前为止，伦敦爆炸案中死亡者已达55人，伤者逾千，这么多的伤亡者中是否有一个是唐宁街10号的成员？没有，一个也没有。这不是“强权遭遇恐怖”，而是“平民遭遇恐怖”。

二，一边同情，一边庆幸，隐隐有幸灾乐祸之心。

事发不过二十四小时，国内某报驻外记者报道：“西班牙许多民众暗自庆幸，与美国‘划清界限’的西班牙再也没有遭受恐怖袭击，而仍然继续跟着美国走的英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该报道前半部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也有具体内容，符合新闻写作的“五W”准则。唯独到了后半段总结，突然失去五个“W”，变成“西班牙民众”、“有不少人认为”、“许多民众”等无具体人称的复合名词。笔者不禁要问，这到底是马德里居民的想法，还是写作者自己的心声？所谓“一边同情，一边庆幸”，是西班牙民众看伦敦爆炸，还是个别记者在看伦敦爆炸？

三，承认殃及无辜，竟认为活该，因为他们支持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有署名“冼岩”者在网上行文，开篇曰：“本文专讲道义。以道义论，恐怖分子在当下无权袭击任何一个国家，除了美英两国。作为暴力手段之一种，恐怖袭击最遭人痛恨的是它伤及平民、殃及无辜。

但是，美英两国是民主国家，战争行为原则上需要民众授权。正是在美英两国民意的强大支持下，两国政府才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攻打、占领了伊拉克国土，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因为有这层因果，作为战争的责任人之一，美英两国的平民已非无辜，恐怖组织对他们的袭击大有道理。英美既然是民主国家，那里的民众支持政府外交政策，故而那里的平民应该付出如此代价。”（原文标题《恐怖分子袭击伦敦大有道理》）

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最为过分的说法，貌似有理，其实是冷血逻辑，胡搅蛮缠。因伊拉克战争而政见分歧，或拥战或反战，皆属正常。地铁国王十字站下遇难的同一节车厢中，想必一定是既有反战者，也有拥战者。且不论拥战者，即问反战者：是否同意用“如此代价”袭击坐在对面的不同意见者？稍有文明教养者，断不敢设想有如此冷血“道义”。至于伊拉克战争过程中有平民伤亡，则始终受到英美舆论界包括拥战者的谴责，岂能反过来成为袭击伦敦平民的理由？

英美外交政策不是不能批评，如战前的“情报门”、战后的虐俘丑闻，一直为英美舆论追踪不放。笔者亦曾评论，即以上述两端，拉姆斯菲尔德也应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即便如此，是否能同意以挟持平民生命为手段，要挟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转向，稍不如意，即可滥杀无辜？

反对某国政府外交政策与维护所有国民的生命价值，两者之间有一道政治文明的底线，不能游移，更不能突破。事实说明，今天的恐怖主义是不分强权弱势，不分官员市民，不分黄白肤色，不分宗教信仰，以大街上每一个正常行走的和平居民为潜在票源，想绑就绑，想杀就杀，地球上任何地方生存的居民，都是他们的潜在“票源”，都可能成为一旦外交勒索失败，立刻被撕票的对象。如此恐怖主义，哪里是“对不公不义的反弹”，怎么可以“一边同情，一边庆幸”？这些说法，只是令人痛心地说明，政治文明的底线在我们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并未确立。至于公然说“袭击伦敦大有道理”，则已经滑落到距离恐怖主义本身逻辑不远的地方去了。

近代恐怖主义来源于法国革命雅克宾专政。谁也没有像罗伯斯庇尔那样，把恐怖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说得那样透彻：“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从那以后断头台疯狂起落，恐怖以“美德”名义向“邪恶”宣战，以平民血泊论证自己的“道义”高尚。欣赏此道的左翼极端知识分子，也都是极力挖掘恐怖政治中的“美学价值”，漠视众多平民生命，以满足自己的道德自恋。

“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这是胡适留下的名言，六十年过去了，只要政治文明在人们的头脑中尚未普遍确立，这句话在中国就不会过时。生命价值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如果因为意见不一，就可以突破这条底线，“大刀向所有人头上砍去”，或有意无意地欣赏“恐怖是对不公不义的反弹”，或以邻为壑，“一边同情，一边庆幸”，乃至公然说“袭击伦敦大有道理”，那么人类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重回霍布士所谓的丛林时代——那里只有弱肉强食，“一边同情一边庆幸”的下一步就是轮到自己被吞噬；那里强权与恐怖是天然一体，并不分谁“遭遇”了谁，恐怖早已是强权之手足，强权本为恐怖之头颅；因为如此，所以那里对平民的“袭击”永远“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将来也永远有理。——如此“秩序”，还会有“宁静”吗？

伦敦爆炸案不是“强权遭遇恐怖”，而是“人类遭遇勒索”。我们今天绥靖恐怖主义，明天，恐怖主义就会光临到自己的头上。

东方早报2005-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