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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大新说”在纽约初现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小记
“文革十大新说”
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常遇一怪事，离事发现场时空愈远，其真相往往愈清晰，其本质揭露往往愈深刻。对于中共“党史”称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其真相在其“产地”中国大陆一直扑朔迷离，讳莫如深，莫衷一是。但是，远离文革中心北京万里的美国纽约，在距“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和“结束”三十周年的2006年5月12日至14日，猛力打破中国大陆禁谈文革的“戒严令”，倏然首次向全球初现“文革十大新说”——
文革不只一个，而是有两个文革：“毛氏（官方）文革”与“人民（民主自由者）文革”（详见刘国凯《论人民的文革》）；
文革不只十年，至少可从１９５７年算起，文革的实际运动时间至少有二十年；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详见朱正《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发明权并非源于中共毛泽东，而是来自前苏联的斯大林，早在斯大林时代就有了“俄式文革”；是马列主义中国化后才有了“毛氏文革”；在世界各国共运史中，都有过不同形式的文革（详见程晓农《中苏文革比较》、程映红《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胡承伟《文化大革命和法国》、郭建《毛泽东、阿尔图塞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并非毛泽东一人“亲自领导和发动”，而是中共集体领导共同发动，包括文革的头号敌人刘少奇在内；刘少奇对文革亦有独特贡献（详见宋永毅《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余杰《北大文革血与火的记忆》）；
文革中惨绝人缳的大屠杀，主要源于各地中共领导人的“本地派”与“外来派”之斗争，是“本地派”与“外来派”两派中共领导人为了私利而蓄意欺骗百姓互斗的结果（详见苏阳《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
文革中确实发生过兵谏、兵变——武汉“7.20事件就是一场反毛氏文革的兵谏、兵变（详见徐海亮《武汉“7.20事件”》）；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为虎作伥作用远大于林彪，堪称文革二号元凶（详见丁凯文《比较林彪和周恩来》）；
“文革造反派”多是上承“右派”下启“今日自由主义思想者”的民主自由追求者，是至今未能昭雪的一大冤狱冤魂（详见陈奎德《文革化大革命中中国自由主义的萌芽》、潘国平《也谈造反派》、遇罗文《“出身论”事件和当前中国的维权运动》、焦国标《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李逊《文革中上海工人造成反派与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
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就出现了黑社会犯罪组织（详见夏明《文革期间的黑社会犯罪问题及文革后的错觉》）；
“巴金文革博物馆模式”过大于功——文革实际是是一次专制极权制度的自杀运动，最大受害者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共极权体制；“巴金文革博物馆模式”无视这一文革本质，误导了许多文革博物馆期待者（详见朱建国《大陆文革博物馆萌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八仙过海”竞展风采
“文革十大新说”在纽约初现，其“核磁共振”来自世界各地的６０多位各具特色的“文革”研究专家相聚于纽约港这个有“免于恐怖的自由”的“思想原子反堆”。学富五车的世界一流“文革”研究专家与饱经风霜的“文革风云人物”，或大厅共聚，或花前对坐，或“象牙塔”中直面同道砥砺，或图书馆里热情对话萍水公众；先深入专论人人平等２０分钟，后自由答辩“真问题”者优先优惠；以现场实证与历史追究实时互动，引学者思想与当事时空融为一体；时力排众议浪遏飞舟，时求同存异水天一色；文革与改革互究，自由与共生齐飞；无数新思想，纷纭新观念，若道道闪电划破夜空，争相雷鸣，终于隐现文革十大真相轮廓。
谁说会议只是短短三天？其间有１５组专题演讲，每组４－５人，每人限时２０分钟，每组附半小时自由答辩。免午睡，废晚会，人皆见逢插针，夜以继日，“不觉东方之暨白”；不分餐桌车上，不计床头厕边，人人进入思想风暴，“坐地日行八万里”，“一天等于二十年”！
且看“八仙过海”竞展风采：
精悍如钢筋的林培锐（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和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说中文流利于北京人，上台致开幕辞怒发冲冠，痛斥“禁止研究文革”，“大珠小珠落玉盘”；下台找角落睁大眼睛静静细听，不迟到不早退，始终兴趣盎然。
“人比黄花瘦”的严家其虽无力正式参会，却也抱病在开幕前与旧雨新知合影留念，对会议将超越《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无比欣慰。
健壮敦实的宋永毅（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代执行主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问题专家），从会议策划到会务接待，从会议主持到论文集合，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永不疲倦。
满头飞雪的朱正（中国当代史专家，著有畅销史书《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因交通迟到错过发言正点，无怨无悔地以台下交流“堤外损失堤内补”，依然将其《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要点满场遍传。
“英俊少年”夏明（纽约市立大学政治比较学教授），年方不惑，层层剥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四个时代的“政治糖衣”，直挖文革期间的黑社会犯罪问题对改革时期中国大陆的深层影响。
胖乎乎的潘国平（文革时上海工人造反兵团总司令），一边回忆３９年前如何在张春桥亲自授意下将“司令宝座”让与王洪文，一边披露汪东兴发起粉碎“四人帮”的绝秘资料，进而揭示出一个由保皇派在逼上梁山成为文革造反派的心路历程。
秃顶不颓志的遇罗文（遇罗克弟弟，旅美独立作家）：认为弟弟遇罗克只能在文革初期写出《出身论》，由此证明文革确有两个文革，如果说文革中有三次思想大解放，那么第一次就是遇罗克写出《出身论》之时，第二次则是“９１３事件”，“林彪翔叛逃”让中国人明白了毛泽东思想的可疑，第三次则是尼克松访华。遇罗文相信文革初期的许多事件和当前中国的维权运动有着共同的意义。
虎虎有生气的李振盛（摄影师，文革时为黑龙江省报摄影记者），在会议上放映了他从自己的一万多张文革新闻照片中精选的文革照片经典。作为文革镜头的全程摄像者，李振盛为今天的学者认识文革真相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现场。世界许多国家争相邀请李振盛去展出“中国文革照片”， 李振盛相信，他的文革照片展已是一个流动的国际文革博物馆。
目光如炬，白发如火的朱学渊（旅美博士，国际知名网络时评家），虽没有向会议提供文本论文，却以精彩的即席演说活跃自由讨论，既让人感悟中国知识分子家族在文革中的血泪，更不断向与会者爆出一个个“真问题”，推动会议一步步逼近文革十大真相。
会议的“告别节目”是一个受到“红太阳”第八次接见的“红卫兵”，他先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一个“趣味文革故事”——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下午四时，在北京西郊机场受到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的２００万红卫兵，在毛的检阅车刚过去，就自动男女各自在原地围成圆圈“小解”（因为２００万红卫兵为等待毛主席到来已整整１２小时没法上厕所了），一时北京西郊机场形成上万个“男女小解圆圈”，创造了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２００万男女机场圆圈尿尿的今古奇观——而后在展示广东三个“文革博物馆萌芽”时，提出大陆文革博物馆萌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证明：“巴金文革博物馆模式”过大于功！没有真正认清文革本质，仍然对毛体制寄予幻想的“巴金文革博物馆模式”，误导了许多中国人，以致文革博物馆历经２０年的呼唤，依然处于萌芽状态。
更多华彩乐段
然而，会议的更多华彩乐段是众多杰出文革研究专家演奏的，这些演奏家全是著名教授、博士、专家，依出场次序先后是——
陈永法、吴国光、华新民、程映红、周原、梅振才、胡少华、苏阳、郭建、孙万国、司马黛兰、胡承伟、程晓农、陈奎德、杨睿、程惕洁、周明朗、周泽浩、司徒斐然、徐海亮、程光、康正果、丁凯文、刘国凯、郭飞雄、魏楚雄、陈彦、任不寐、焦国标、高瑜、杨国斌、吴一庆、何频、胡平、余杰、王怡、徐贲、丁抒、潘明啸、李劫、朱健国。
另有徐友渔、邢晓群、唯色、崔卫平、丁东、谢咏、何蜀、唐少杰、李逊、叶曙明十人因受到大陆有关阻力而未能出席会议，但都托人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要点。
徐友渔托人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是一个会议纪要——《“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在文化大革争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2006年3 月24日—26日举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就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讨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在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 的文革史专家，与会者共16人。他们是：郝建、崔卫平、徐友渔、丁东、唐少杰、徐海亮、吴迪、叶维丽、邢小群、陈家琪、何蜀、陈东林、沈迈克、光奇、赵诚、吴小龙，还有其他文革研究者提交了书面发言。
有趣的是，与这一右派基调的“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相对立，还有一个“2006. 美国西雅图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参加者多为海内外“新左”学者，这个会议也专程派代表在纽约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会议概论——全盘赞同文革。
至此，舆论皆评说“纽约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多元化、全球化、高层次、新开拓的文革国际研讨会，成为全球“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热潮”的号角和序幕。《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观察》主编陈奎德、《动向》主编张伟国、《开放》主编金钟、多维网总编辑何频等诸多媒体当家人驻会既开会又采访，纽约《世界日报》、英国BBC电台、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等世界各地媒体都多次莅会采访报道。大陆为回应会议压力，也不得不在５月１７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评说文革四十周年的官样文章。
2006年 ５ 月 ２７日于深圳“早叫庐”
——原载《动向》2006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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