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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逼“富士康案”和解！ 新华社《环球》编辑部主任章文曝光
正当人们纷纷猜测逼“富士康案”和解的背后政治势力是谁时，凯迪网络“律师之窗”在2006-09-06 19：33：19有一个帖子《富士康闹剧中的政治戏》（署名“原乡”）说——
“据我所知，国台办介入了此事，并且从中协调好了上海与广东的地方政府，一起促成了这场‘闹剧’的嘎然而止。他们害怕此事件演变成针对台商的集体抗议行为，从而影响两岸的经贸关系。”
此言可信度如何？据文章落款“章文的博客”而搜索，果然有“章文的博客”。从照片上看，章文假似乎是一不到四十岁的冷峻先生，相关简介说：章文乃“新华社《环球》杂志编辑部主任。 曾任《南风窗》记者，《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部主任，《新世纪周刊》副主编。”其博客首帖（9月6日）正是《富士康闹剧中的政治戏》（本文地址：http://blog.daqi.com/article/41256.html）可见这一由几处转贴的文章实有其据，这一由新华社《环球》杂志编辑部主任附有作者照片的曝光文章，绝非谣言。
●“国台办”逼“富士康案”和解的理由
“国台办”为何逼“富士康案”和解？章文的分析是： “郭台铭（富士康老板）乃台湾首富，其与国台办有着紧密而良好的关系。据传连宋登陆，都有他在背后牵线搭桥。虽然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但其与大陆政府的良好互动则是众所皆知的。”
“国台办”作为中共对台工作的“前线指挥部”，理应遵守中共一再宣传的“依法治国”方针，不得越过宪法干预“富士康案”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以权代法”可是让人怀疑今日大陆仍在延续袁世凯的假宪政假共和。但章文认为“国台办”处事原则是中共政治利益高于宪法：“新闻自由固然重要，保护劳工亦很急迫，但所有的一切，都要首先考虑政治因素。如若政治上通不过，则新闻自由等皆可牺牲。”
此话虽然并非“国台办”的原话，但章文如此分析却有凭有据，不能不信。
直接面对台湾和海外民主压力的“国台办”，尚且敢如此视宪法为儿戏，中国大陆其他官衙的法治程度，更可管中窥豹。
●《第一财经日报》是否该妥协？
官僚爱专制，袁世凯要假宪政，这不奇怪，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如此。奇怪的是，今日大陆媒体对专制的臣服，创历史新高。当年袁大头搞假共和时，《时报》总编宁可挨暗枪封报馆也坚决反抗，但今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却只能府俯首听命，老老实实在2006年9月3日18时10分与富士康共同发表“联合声明”——与“袁世凯”保持高度一致。
据杨支柱9月4日在网上撰文《评富士康诉记者案的终结》评论——
“富士康的行为貌似变幻无常但实则一以贯之：将3000万元的索赔改为1元并增加报社为被告，起诉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并没有改变；最后跟被告和解，也只是承认‘监督是善意的’，并未承认报道属实或记者已尽到新闻惯例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第一财经就不同了：联合声明的第一条就是‘第一财经日报社对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尊敬’；第三条‘媒体当尊重企业正当权益，企业应尊重媒体正当合理的社会监督职能’，也暗示富士康没有尊重媒体是因为媒体先没有尊重企业的正当权益；第五条虽然提到要增进劳工权益，但那是双方携手合作的目标，并不意味着富士康现在有什么问题。然而当初第一财经是怎么描述富士康的呢？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6月15日关于富士康的文章题目是《机器罚站12小时和富士康的‘特殊’管理》，该报道正文前的引题是‘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就有病’，该报道的结尾是这样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显然，自己掌嘴的是第一财经日报而不是富士康！“
不仅如此而已，事后《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又发布了“罪己诏”《为什么是和解 还有歉意》（《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9月4日），称——
“如果我们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就”大获全胜“，那么，在内心里，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不是真的胜利，对富士康也不公平。和解，有时候比诉讼需要更大的勇气。”
●人们的心情实在矛盾
我曾尽可能从理解秦朔的角度去善解这一“罪己诏”—— 秦朔乃中国传媒改革先锋之一，如此不能自圆其说，必有难言之隐！秦朔在担任《南风窗》总编辑期间，曾多少次与权势者短兵相接——有一次连省委书记的电话命令他也断然拒绝！其理性的知识分子济世情怀，无数次感动许多中国人。难道他在去沪主持《第一财经日报》编务后，就“橘逾淮而为枳”？也许为了救《第一财经日报》，秦朔必须忍痛昧着良心与富士康共同发表“联合声明”——与“袁世凯”保持高度一致？
但现在读了章文的分析，我想无论《第一财经日报》遇到了多大“非人力可抗拒”的压力，《第一财经日报》也不应该将“民主自由的高贵头颅”低得如此下贱。可以稍低一下头，但不必要低抵地上吧？至少，在“丧权辱国”的“联合声明”被迫发表后，秦朔没有必要再来一个主动的“罪己诏”。
章文曾经与事件的中心人物秦朔和翁宝两位同事，但仍然不得不深深一叹：“ 富士康事件像一场闹剧，以从未有过的暴烈开始，却旋即以公众想象不到的妥协结束。……《第一财经日报》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的共同声明像极‘互相吹捧’，你对我表示敬意，我对你亦表示敬意，剑拔弩张的对手突然握手言欢，态度转变之快，出乎大众意料。”
《第一财经日报》想过没有，你们像政客军阀一样突然握手言欢了，但“血汗工厂”是否继续存在？“血汗工厂”里的“血汗工人”怎么办？今后的新闻舆论监督怎么办？人间还有谁坚信公理正义？
当然，如果秦朔的“罪己诏”并非主动，同样是“国台办”交办的不得不做的“功课”，这一切又当别论了。
这时人们的心情实在矛盾：但愿秦朔的“罪己诏”是“国台办”交办的非做不可的“功课”，这样我们可以自慰中国大陆的传媒改革先锋仍未全倒；但愿秦朔的“罪己诏”并非是“国台办”交办，这表明中国大陆的专制独裁还留有一丁点余地，人们还可以苟存于乱世？
“国台办”是否等同中共？
“富士康案”是否等同大陆媒体生存状态？
人们希望不等同，但又只有现实才有发言权——现实似乎一再证明：这两个等同完全存在！
怎么办？！
2006年9月7日于深圳“早叫庐”
原载《议报》第2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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