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名誉侵权案”的新闻报道中，“南都”（南方都市报）既是一马当先的急先锋，又是影响各地媒体的“旗舰”帅营；可以说，整个“富士康案”的报道、评论中，无论是数量还是力度，“南都”皆遥遥领先于任何纸媒。但2006年9月4日的“南都”，却将“富士康案”双方在昨晚18时10分宣布和解的突发重大新闻，放在A17版的第三条，仅以数百字囫囵吞枣；此外再无一字评论与背景。近十天来，几乎天天对“富士康案”发社论、发评论、配“巷议”的“南都”，何以在该案出现重大转折结局之时，反而没有任何评论，一言不发？

   我想，“此时无声胜有声”：就表面而言轻说，是“南都”极其不乐“富士康案”如此仓促和解；探本质而深入，则是“南都”特意以此反常的低调版面“变相开天窗”以示抗议——对于“富士康和《第一财经日报》社和解了。昨日下午6点10分，《第一财经日报》的网站上公布了双方的联合声明”这一消息，“南都”可能大有情绪：媒体据实监督商家善待工人，莫成“血汗工厂”，本是正义之举，法治之为，若皆以莫明其妙的“和解”而终，今后谁还敢再行舆论监督？否则，“南都”会将其置顶为头版头条，并配上数条社论、评论，并延伸专版讨论。这有“南都”过去多日对“富士康案”的密切关注为证。

   “南都”为何不敢大张旗鼓，而只能如此低调抗议“富士康案”和解？以今日“新闻自由”尚未诞生的国情，这内幕一时是难以披露的，但人们可据已知事实略作延伸揣测——

   其一，“南都”深知，此次“富士康案”和解，并非双方真心自愿，至少在《第一财经日报》方面有些勉强。这从《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事后发表的解释《为什么是和解 还有歉意》（《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9月4日）一文中可见蛛丝马迹。

   秦朔文中有一段颇耐人寻味：“对富士康的价值与局限，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亦希望‘类富士康企业’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超越既有的做法。可是，如果我们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就‘大获全胜’，那么，在内心里，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不是真的胜利，对富士康也不公平。”这似乎说，寻求和解的主动方是《第一财经日报》，原因是总编秦朔发现本报对富士康的批评有“最后段落显得夸张”的瑕疵。

   但这一说法太牵强附会了——谁都知道“金无足赤”，文无完文，一篇批评报道既然“有支持报道的确定证据，有信心胜诉”，就是瑕不掩瑜，就应当让人们“看到整个诉讼过程——不是因为诉讼好看，而是希望从中得到更多启发，发现更多价值，从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司法建设、新闻报道建立一些标志，甚至是判例的界碑。”

   如果依秦朔这一观点，中国所有的批评报道都不能成立了，相关的官司都不用打了——哪一篇批评报道百分之百准确，没有瑕疵？只是如此一来，世间就只有“你好我好他也好”，没有专制、冤案，没有贪官、奸商了。这样的“和谐社会”当然好得很，可是恐怕只能在世外桃源里才能找到。

   秦朔乃中国传媒改革先锋之一，何以如此不能自圆其说？必有难言之隐！

   以我之超笨，尚可略思如此，群英荟萃的“南都”，岂能不更一本全知？

   其二，此次《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一种“城下之盟”——有一超越双方利益的“第三者”，其权势足以令双方闻风丧胆，这“第三者”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强逼双方“和为贵”。《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各自权衡利弊，终于明白，自古“富不与官斗”，“喉舌即官奴”，“身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否则，会羸了官司，输了性命。

   这一节，中国第一都市报“南都”可能不仅早已见微知著，而且也收到“第三者”的“微笑服务”？将心比心，“南都”深知秦朔陷入“城下之盟”的苦衷，所以只能如此“变相开天窗”？

   众所周知，“和解”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多象征黑暗战胜光明。一部二十五史，有多少“城下之盟”？有多少“昭君出塞”？曾记否，甲午战争后的马关和约传来时，全国痛哭！八国联军后的辛丑和约举国义愤！……表面看起来，今日中国人没有祖宗那样大的“和解”耻辱，但试看今日中国各地新闻，有多少被强奸者在含泪与强奸者“和解”？有多少被侮辱者在被迫与强权“和为贵”？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哪一天不在诞生许多“类富士康案”之“和解”？！

   谁说“富士康案”和解是《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和解”？不，这分明是公理向强权投降，法制向罪恶低头，民主向专制认输！

   当普天之下，莫非“富士康案之和解”时，无数被侮辱者被迫与强权之“和解”，就可能“聚沙成塔”，累积成象征国民空前奇耻大脣的 “和解”？

   物极必反。当“和解”太大太多，就会出现社会大动乱。

   “南都”对此定然想得很深，所以，当有人“朕即天宪”时，她只能谨以一种“变相开天窗”的“适者生存”方式略表抗议？

   值此“无声的中国”，“变相开天窗”也会“敢有歌呤动地哀”！

   2006年 9 月 4 日于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