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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围剿王朔？——试看批判王朔大潮
1． 两奇本是一根藤
2000年春天，中国文化界有两大奇事，一是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新编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刮起一阵“重学保尔精神”龙卷风；一是王朔在新作新书中点名批判金庸、余秋雨等文化名人后，一些文化人在各种传媒上大骂王朔，以围剿阵势形成了批判王朔新高潮。
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千方百计努力加入 WTO世界市场自由经济体系，一面又背道而驰，大力组织重学“计划经济年代”的“保尔精神”，算得一奇；本是高歌价值多元，力倡自由民主的知识界人士，却一起来猛批“思想在体制外、行动也在体制外”的民间新生代自由作家王朔，又是一奇。猛一看去，这两奇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稍一皱眉，两奇实为一娘所生——皆为一个共同的伪现代化思潮所左右，其病灶同出一源。
2.从“流氓”升格为“疯狗”
“阶级斗争”年代，人喜欢将自己讨厌的人称为“地富反坏右”——坏分子；而市场经济年代，聪明人则乐于将批评者斥为“流氓”或“疯狗”，虽然不是在重提阶级斗争，但仍然是继续着将对手划为另一阶层入另册的老套。这变化在王朔身上极为明显。
中国知识一角对王朔的反感，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那时批判王朔，是借用王朔的一句反讽“我是流氓我怕谁”，骂王朔不过是“流氓”而已。这一批判历经十多年，王朔不仅没有批倒，反而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其影响之大连不共戴天者也只有“慨其叹矣”。
关于前些年的王朔之争，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再版的《王朔文集》，有一篇写于1992年6月28日的《前言》⑴，说得生动活泼简明扼要——
《王朔文集》还未问世，京城内外已经沸沸扬扬。像以往评论王朔作品一样，褒与贬、骂与捧、臧与否，众说纷纭。
有的大喜过望：“王朔立异标新，雄居新生代京味小说家头把交椅，理应占当代文学史一席之地；”
有的大为赞叹；“中国文坛享此殊荣者当属王朔；”
有的大惑不解：“王朔小说是痞味加俗气，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怎能享受这等荣耀？”有的大加嘲讽：“王朔崇尚消费人生，作品玩世不恭，无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如此等等，莫衷一是。
作为《王朔文集》的出版者，我们的初衷不是要对种种评论做出裁断，只是希望对一引起令人品味的现象引发思索：
八年前，王朔以《空中小姐》一炮打红后，八八年又推出《浮出海面》等四部发韧之作，先后搬上银幕，热热闹闹地营造了一个“王朔年”；以后几年中，《我是你爸爸》等几部长篇，《过把瘾就死》等十部中短篇，令文坛许多新枪老笔大为瞠目；《渴望》、《编辑部故事》等电视剧更使王朔的名字深入寻常百姓中。文坛的规律多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王朔热”连续八年，不仅热度不减，发展至今，却持续升温，大有独占鳌头，称雄图书、影像市场的勃勃气势？
为什么王朔的书舞文弄墨者要读，引车卖浆人爱看？儒雅之士津津乐道，平俗之辈侃侃谈诵？
为什么在难以引发轰动效应的当今文坛，王朔的作品却异乎寻常地牵动众多读者的兴致，以致在“文学圈内、准文学圈内甚至根本与文学不着边的圈子里引起一阵阵骚动？”
为什么王朔的人品和文风反差强烈？他为人忠厚沉静，文章却洒脱不羁？
王朔热的升起是因为他的京味、他的调侃、他的机智、他的幽默或者是他的俗气、他的痞味、他的油滑、他的玩闹？是因为他介乎于“深沉博大和浅薄不文之间？” ……
当年批判王朔，是因为王朔的小说里充满了对知识一角虚伪现象的辛辣讽刺（他甚至为了贬低作家而称自己的写作是“码字”），新一轮对王朔的批判，则是王朔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点名道姓讽刺了金庸、余秋雨等一批文化明星，甚至对文化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六大腕儿”，他也表示了“要全得罪光”的意见，坚持拒绝仰视鲁迅。这一下让有些知识者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从骂王朔“江郎才尽”、“不甘寂寞”、“以骂名人吸引回头率炒作新书”，一直上升到干脆骂王朔为一条“逮谁咬谁的疯狗”⑵━━仍然是借用王朔“说我是一条疯狗，我就是疯狗”之反讽。知识一角这一次给王朔定的罪名很明确：王朔狂反知识分子━━只有什么人才反知识分子？只有专制者和其帮凶走狗才反对知识分子，言下之意，王朔已从体制外自由作家堕落为专制权势的走狗了。
有这样罪名的王朔，实在是不齿于什么的狗屎了。
3.王朔始终是弱者
但实际情形却是另一景象。 在王朔与知识一角长达十多年的对垒中，王朔始终是一个弱者，尽管王朔身后有着上千万拥趸，拥有着上亿读者，但这些平民大都拿不动笔，只能远远地看着王朔孤家寡人上阵，遥遥送几声呐喊。而中国文化史上，历来是大传统（雅文化）压小传统（俗文化），文化界历来是精英文化和精神贵族的领地，所以尽管王朔十多年来一直不屈不挠，但他始终是一个被众多知识者所鄙夷的弱者，寡不敌众，总是被骂得狗血淋头。所幸王朔可能借了点阿 Q精神，在回到“土谷祠”之后，又继续自己的顽主美梦，依然高唱“你不是个俗人？——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4．我的主义是没主义
我这个人从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立场，只有一个习惯，喜欢和弱者一起挑战强人，永远爱为弱者说几句话。今天的弱者明日变为强者了，我一定离他而去，昨天的强者变为弱者了，我今日一定要为他说几句话━━任何人只要一成为弱者，难免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蒙冤受屈。比方说，当年我曾万般仇恨宫廷权势“四人帮”，但一旦“四人帮”被批倒，站在审判台上，我又想：让“四人帮”如此承担文革全部责任，似有不公，“四人帮”亦有冤啊━━当年他们不是遵照“最高指示”才发疯似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么？当年他们能为所欲为，如果没有一种专制体制的力量，又如何有那么大的能耐？他们有罪，但还有比他们更有罪的人，岂能颠倒主次，“窃钩者诛，窃国者王”呢？甚至对时下落入法网的贪官，我也想为他们辩护一句：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体制与社会。
积习难抑，我便对中国文化界的弱者王朔打量了一番，对2000年春天的“批王”高潮稍稍留了一点心━━果然，现实再次证明了我的理论：弱者多有冤━━王朔过去遭骂，今天受剿，皆蒙冤也！
5．王朔何曾反“知识分子”
王朔何冤？其冤有二：
其一，王朔没有反知识分子。现在讨伐王朔的“替天行道”者高呼：打倒恶狠狠地反知识分子的疯狗王朔！——可事实呢，全然另一景象。
首先，王朔所讥讽的金庸、余秋雨等人，可以算文化明星，却并非属于知识分子。许多能做一点学术，能写几篇散文的人，总爱以知识分子自居。其实，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这些教授、博士、硕士、学士并非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说得好：“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2）⑶而王朔所拒绝的金庸、余秋雨等，其学识不过始终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之内，从未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来“铁肩担道义”。
相比之下，倒是王朔颇有些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王朔的知识专业技能是写小说，但他的小说不是高唱“主旋律”，而是充满了对假大空和“新时代”的深切批判。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影视剧，无一不是对极左、伪现代化的深层解构，虽然他的批判只是用小说叙事方式，用市井生活白描，用小品人特刻划，但这种生活流的感性批判，正好弥补某些理论文章理性的生硬与空疏，成为一种“形而中”的自由主义个性解放启蒙，更容易深入大众人心。而当王朔从写小说转到写批评文化明星、文化大师的杂文时，王朔也就从“文学剑客”兼职“思想刀手”了，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来“流氓”担道义了。这一进化虽然和鲁迅在《呐喊》后主攻杂文不可简单类比，但其轨迹方向的一致性却颇值研究。尽管王朔不一定自觉，我仍要说，今日王朔至少是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个方面军的先锋。
6．王朔亦是“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
中国历史上向来只有“士”而无“知识分子”，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有一些“士”变为了现代知识分子。从特定的历史来看，“士”也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半知识分子吧。何为“士”？《说文解字》说：“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许慎如此以“事”训“士”，说明了只要“通古今，辩然否”，则不论你在干什么，都是士。近人吴承仕甚至说：“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同上）⑷，能做好一件事，能说出古今得失，便是古人心中的知识分子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细致，士专致读书为官上谏，但这一士的基本内涵“通古今，辩然否”，却始终未能改变，这正与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者才是知识分子的现代概念有所相似。
可见，无论是用中国古代士的概念，还是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王朔都算得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只不过王朔属于那种文化小传统的知识分子，就像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但中国文化发展历来是靠大小两种传统相互补充而发展的。从孔子编《诗经》开始，中国文化就开始了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诗经》的主体《国风》，有诗 160篇，基本上采自民歌，算得当时俗文化的代表；《诗经》中的次要《小雅》、《大雅》和《颂》，则大多出自当时上层文化人之手的雅文化；一部《诗经》，无论论质论量，皆是民歌——俗文化为上。以孔子那样宣称“上智下愚”的精英文化大师，尚且如此重视和推崇“体制外”的民歌，可见俗中多有大雅，“体制”不可排斥“体制外”。尔后尽管中国文化一直是以大传统领导小传统，但俗文化始终有一席之地，并且愈来愈壮大——明清之话本、戏曲、小说浩荡洪流正好与近代西方崇尚通俗文化为主旋律之现代化潮流相接轨——中国古代封建体制从来没有想斩草除根灭掉体制外的俗文化。整个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只是“新中国”的前30年是实现了“雅文化”专政，把体制外的俗文化一网打尽。就文化专制而言，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30年，最为愚蠢的伪现代化30年。而改革开放，就是破除为体制统治者服务的雅文化，让民众之自由精神的俗文化全面复兴解放。所谓现代化之历程，就是因反对神的专制、体制的专制而代之以人性复归为追求的世俗化过程，从为了上帝、为了宗教、为了体制，转到为了人的需要，为了百姓的生存，整个世界近代史就是一个用世俗化取代宗教体制雅文化的历程。王朔作为“垮掉的一代”的“新生代”代言人，就是以写新生代生活的俗小说来干预“公共利害”。如此当代中国俗文化的代表人物王朔，当然也在现代知识分子之列。虽然王朔为了反抗传统的伪现代化，拒绝享用“知识分子”，享用“作家”等雅文化称号，但他的实质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并不以他自己是否承认，别人是否认定为准，就像一些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伟人，他们不领奖，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达到诺贝尔文学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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