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晋文集：“文革文物”杂谈

1977年的暮春时节，国内的政治气氛已不像以往那样风声鹤唳、剑拔弩张。一天，母亲突发奇想，叫我把家里随处可见却从未翻过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设法“处理处理”。我抱起一箱昔日的“红宝书”，放到自行车的后架上，箱上还盖上什么东西作遮掩，小心翼翼地出了门，拐弯抹角地来到了小巷里的废品收购站，幸好废品站里没有其他顾客。我有些战战兢兢地“亮”出“货”放到台秤上。没想到“收破烂的” 仿佛不识字似的，看到“货”却无动于衷，两眼只盯着台秤的刻度盘。

我拿着卖“破烂”所得的约两块钱，如释重负地准备回家。我不经意地往旁边看了一眼，啊，那里堆积如山的全都是暂新的和我刚“处理”掉的“红宝书”一样的 “红货”，比其它什么废铜烂铁的“黑货”多得多，显然是废品收购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最最大宗的进货。许多“红货”上面连标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奖品”等字样的红封套都原封未动，真是比我还“反动”。

我不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虽然有点“后知后觉”的小小遗憾，却是“理直气壮”地回家了。此后，我不时地往废品收购站跑。每次去废品收购站，照例都能看到堆积如山的各种“红货”。不到一年，家里的“红货”基本被清理干净了，显得“眼根清静”了许多，一家人皆大欢喜。

在文革那“火红的年代”，单位给“先进生产者”和“下放插队干部”、学校给“五好学生”、军队给“五好战士”发放的各种奖品或赠品，朋友结婚、同学离别时送的礼物，不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就是《毛主席诗词》（那年代即使你有钱，想买一样好点的礼物，很可能除了钱还要这“证”那“号”的，同样令你“阮囊羞涩”。惟有带“毛”字号的“红货”，既不凭“证”也不要“号”，一律敞开供应）。所以各家各户要钱没有，要《毛选》、《毛语录》可是“大大地有”。我高中毕业时，我以前的班主任特别送给我一套全新四卷本硬皮精装的《列宁选集》，还郑重其事地题了字。起初我很感激老师破费许多以表达对我的“厚爱”，后来辗转听别的老师说那套《列宁选集》根本是别人送给这位前班主任的礼物，她只是“借花献佛”而已。她既名正言顺地“清理了门户”，又博得了政治上的好名声，可谓一举两得，看来姜还是老的辣。我从小就是个远近闻名的“书呆子”，可打开《列宁选集》，一看到诸如《共产主义的“左倾幼稚病”》之类的标题、“联共（布）…，苏维埃”之类的字眼，眼皮就开始打架，喉咙里也总像是有个呵欠在酝酿（可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妮娅谈情说爱的情节时却精神着呢，不仅要“反复咀嚼”，还会“浮想联翩”，真是“孺子不可教也”）。“马列高峰”实在太难攀，我这政治上胸无大志的凡夫俗子只能“望峰兴叹”，当不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好流落到资本主义的国度作一叶偏安一隅的“浮萍”，此是后话不提。

后来还听说，77届高考因为考生太多（全国共有1,500万考生，堪称世界之最），各地印考题的纸张远远不够。教育部的负责人为此专门请示邓大人，邓大人特许动用进口的原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印高考题。这一说法去年从网上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所以，所有77、78届高考的受益者都应该感谢在那个特殊年代敢于拍板的“小平同志”（尽管“小平同志”在“六四”中犯了“历史性错误”）。现在我想，当年如果“小平同志”和教育部的高官们得知各地废品站收购“红货”的盛况，根本不用绞尽脑汁地动用进口的纸张，只需将各地废品站收购的“红货”统统拉回造纸厂，就足够印制所有高考题用的了。

八一年秋天，我去杭州作毕业实习，住在浙江美术学院内。一天，我无意间探头看后窗外，赫然发现偌大的后院几乎半人高的荒草中，静静地躺着一尊巨大的却已四分五裂的毛泽东石膏塑像，那光景比在巴格达被推倒的萨达姆塑像更惨不忍睹。素来“右倾”的我也忍不住愤愤不平：“这还是共产党执政吗？”如果连堂堂浙江美术学院都如此对待毛像，可想而知毛像在其它地方的命运了。

八十年代中我去香港前，家里仍有许多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设计制作得都很精美，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很有收藏价值。我一直是个集邮迷，也很想收藏这些像章。可亲友一再说，“港英政府”是个一贯反共的政府，如果进入香港海关时被查出你携有“毛主席像章”，不仅判你“政治不正确”，被拒绝入境那可就麻烦了，所以绝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奈之下，我拿着这些精美的像章到处送人，众人却只对国外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有兴趣。我“循循诱导”他们：“这些东西一百年后就是文物”，可他们不屑地撇撇嘴，那意思是说，就这也叫文物？你不是诓我吗？

我到了香港后没几天，一天上街闲逛时，突然在一家邮票店的柜台里看到了一排排“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我心里顿时五味杂陈，不是为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英国殖民地”而激动，而是感慨“人言可畏”之怖、“以讹传讹”之害。

去年上国内的“淘宝网”等拍卖网站闲逛，令我大开眼界。凡是人能够想到的文革时期的各种物品，在这些网站都有得卖，要价都不低，包括《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真不知它们都是从哪里“蹦出来”的。看着那些“似曾相识”的各类文革拍卖品，我一下子回到了从前。令我“唏嘘不已”的是，二三十年前被无数“心怀不满”的人“弃如敝履”的“红色垃圾”，如今因为怀旧和断代，因为物以稀为贵，摇身一变统统成了待价而沽的“文物”，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印证了“古董（文物）和垃圾的区别只有一线之隔”之说，令后知后觉的我大跌眼镜。不过反过来想想，叫我将“红色垃圾”保存近三十年，然后再上网“待价而沽”，至少让喜欢“眼根清静”的我先得“眼癌”，肯定熬不到大数钞票的那一天。所以，靠文物发财什么的，只能是有耐心有毅力的有心人的事，对缺少经济细胞的我却绝对是“可望不可即”的。所以，安身立命地做人最实际。（200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