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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张国堂是所有中国人的君父——要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诲曾节明
我张国堂是所有中国人的君父——要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诲曾节明
曾节明先生：
你的《现在中共官员的反动立场是主义所能转变的吗？——驳张国堂》，我已经读了，我一直劝你认真读书，认真研究历史，不要凭自己的一知半解说话。因为说了错话，必被人轻视。虽然你的文章在“未来中国论坛”被一些人吹捧，但对大陆读书人毫无影响。如果你的话不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接受，你在政治上必然一无所成。你自己冷静地想一想。你先把我的《关于在网络上开办“中和大学”的启事》这篇文章好好看一看，然后把我所推荐的书籍要好好熟读。不要轻率地说话！不要依仗自己的聪明，要倚靠上帝耶和华的道。人类有七千多年的历史，要站在历代圣贤的肩膀上，这样才能高大，不要跟随你的老师陈泱潮。他在历代圣贤之外另搞一套。自创的政教学说是难以被人们接受的！当然，你会把这个建议说成是我尊崇人而不尊崇上帝。你这样说就完全错了。《圣经》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林前14:32）先知不是人吗？不要把尊崇历代圣贤与崇拜上帝对立起来。你老师陈泱潮的文章难道是上帝亲自写的吗？难道不是他自己写的吗？你不是很尊崇陈泱潮吗？难道陈泱潮是上帝吗？他可是女人胯下生的，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绝对不是上帝。因此，按你们自己的说法，你尊崇的仍然是人，不是上帝！你不要被陈泱潮假托“上帝”之名欺骗了。你的老师绝对不比孔子、孟子更高明，也不会比历代教会的神学家更高明。你本来很聪明，但拜错了老师，你跟随他不会有什么出息。我一直耐心地同你辩论，是要造就你。你的老师没有真知识教导你。我却在教导你。
你对戊戍变法失败的原因并不了解。戊戍变法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光绪皇帝的无能，也由于康有为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康有为的《伪经考》，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今天读的《论语》，是汉代的某人为讨好王莽而伪造的。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完全是离经叛道，这当然不被广大儒家学者所接受。《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否定了《论语》也就否定了儒学的基础。他的《孔子改制考》是托古改制，实际上是假借孔子的大名来推销他自己的主张，这本身就是作伪，不可能有说服力。在变法改革的次序上，他们应该先主张允许民营经济发展，再主张君主立宪，待议会成立后，再按议会的立法进行其他的改革，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允许民营经济发展，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因此必能顺利。这项改革取得成效后，就会提高光绪皇帝的权威，同时增加赞成进一步变法的政治力量。然后再主张君主立宪。这个主张只会得罪满族贵族，但会获得大量读书人和工商人士等的支持，甚至会获得汉族官员的支持。康有为以否定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论语》为开始，这虽然增加了他的名声，但同时必然遭到当时广大读书人的反对。
康有为在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之后，他立即搞裁减官员的改革。他砸别人的饭碗，剥夺别人的尊荣地位，自然会遭到别人的强烈反对。而且，光绪皇帝自己的皇权并不稳固，自己立足未稳，就开始大规模地得罪人。康有为等新党自己都是弱者，还建议光绪皇帝要杀大臣以推动新法，这当然是他自己找死。难道那些守旧的大臣会伸长脖子等着他康有为来杀头吗？他要杀别人，别人自然要杀他，这是自然之理。
现在，袁红冰也与当年的康有为一样，不知自己是弱者。还大喊大叫要武力夺权，要严惩中共掌权者。那些中共掌权者会伸长脖子等待他袁红冰来严惩吗？现在与中共斗武力，能占优势吗？
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要以自己短去斗对手的长。要明确政治力量的对比，要尽可能地逐步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尽可能地少得罪人，不要为中共提供镇压自己的借口。要准确分析政治形势，要看清楚那里有危险，不要盲动蛮干。经过上百年的动乱、甚至内战，现在中国人盼望国家安宁和社会和平。这是最强烈的社会心理。我们绝对不能与这种社会心理作对。对中共的宪法和法律，我们可以主张废除，并主张重立新的宪法和法律，但不能搞乱中国。不能主张暴力革命，这是底线。突破这个底线，就是与主流社会作对，这是自找失败！
戊戍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能与我比吗？康有为不能在国内立足，而我却能在国内立足。我还宣布我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我说中共是邪教，中共敢说我是邪教吗？这就是我的道义优势。这当然也是由于时代完全不同。不能因为康有为失败，就说我不能成功。
康有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搞变法失败了，虽然他名动天下。但他的这一重大失败的记录，使有智慧且功名心重的人不会追随他。如果一个政治家不能获得一大批有智慧且功名心重的人的支持，他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从康有为的失败我们也可以看到，否定前代圣贤，在历代圣贤之外自创政治学说，这往往会造成失败！你的老师陈泱潮似乎没有吸取这个教训！
总结康有为失败的教训，以及我自己的经验，我得出两点重要结论：一是不要在历代圣贤之外自创政治学说，要以古今中外公认的、成功的政教学说为基础，运用这些政教学说的原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二是不要假托别人的名号，要自创自己的名号。我在1998年以前是高举赵紫阳的名号，但我很快发现行不通。在1998年我就决定自创名号，1999年我就打出了张国堂主义和中国共和党的名号，后来张国堂主义改名为张国堂学说。假托历史名人的名号，在开始时能很快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假托历史名人的旗号，自然要受历史名人的限制。而且也难以取信于人。自创名号在开始时当然很艰难，但不受别人名号的限制，而且以第一人称宣布政策更能取信于人。孙不二打泛蓝的旗号，主张三民主义，孙不二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短短的时间内，甚至比我还出名，但他的思想内容贫乏，发展后劲就差了。泛蓝的政策主张对大陆当前实际缺乏针对性。这就会限制他们的发展。
以上两点重要结论当然是政治领袖才适用的经验教训，对一般从政的人不是自创名号，而是从已有的各种名号中选择一种名号，也就是选择自己要追随的政治领袖。一个从事政治活动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自己要追随的政治领袖，你选择正确，你就能成功，选择错了，就必然失败。
对康有为失败的教训，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今天的中共政权，与满清王朝是完全不同的。满清建立王朝之初，杀了许多汉人，但满清在康有为时已经两百多年，这些仇恨，人们基本上已经忘记了。但中共至今只有五十七年，在这五十七年中，中共饿死、整死和杀死了七、八千万人，这些罪行必导致人们仇恨。这些仇恨，人们记忆尤新。现在的中共官员在两怕之中：如果同中共划清界线，又怕中共现行恶法的迫害；如果不与中共划清界线，又怕人们仇恨。因此，中共官员先秘密加入中国共和党，到时候帮助我夺取中国政府的领导权，这样既能逃避中共恶法的迫害，又能避免人们的仇恨。
虽然我现在地位低下，但中国的传统是英雄不问出身。虽然宜昌的政治警察曾经把我五次关入精神病医院，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我是精神病患者。宜昌国保的政治警察都很尊敬我，佩服我。有人还给我送礼，虽然礼物并不贵重。但政治警察给民运人士送礼，恐怕这是中国仅有的一例。
宜昌的政治警察把我关入精神病医院，这也是他们在那时为保护我而采取的权宜措施。如果按中共的恶法，我会判十年以上的徒刑。袁红冰是中共法律的专家，他应该知道这一点。刘路曾给我发过电子邮件，他明确说我触犯了中共的现行法律。刘荻只说要组织“肺柿党”，这不过是开玩笑。她为此被关一年多，与我被关的时间一样长。高智晟最近还说：“现在在中国成立什么政治性组织，就等于替中共签发了捕杀通知单。”我在1999年就组织政党，并且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还主张解散中国共产党。如果你对照我所做的事与中共的刑法，就知道宜昌的政治警察是在保护我。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孙宾为了逃避庞涓的毒害而装疯，这个故事很著名，读书人几乎都知道这个故事。《水浒传》中的宋江装疯的故事也很著名。因此你不要把“头上又已经被中共扣上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太当一回事，因为没有聪明人会相信我是疯子。中共官员并非都是势利小人，其中聪明的人也不少。袁红冰也曾经是中共官员。你能说中共官员中就没有其他类似袁红冰的人吗？只是他们不会象袁红冰那样冒险。中共官员们除了选择我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中共的说教和制度并不符合广大政府官员的利益，而张国堂学说却符合广大官员的利益，没有理由认为中共官员会拒绝张国堂学说。我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和中共历史，倡导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得罪的只是中共的“开国功臣”及其附庸，而必能获得当今主流社会的支持。支持我的人多，反对我的人少，只要我的主张宣传到广大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大学中的知识分子，我就必能成功。
李鸿章之所以不支持康有为的变法，是因为他看不起康有为，也看不起光绪皇帝。他自己的年龄已经大了，自己不可能领导变法，当然就不想冒险得罪西太后。孙中山曾向李鸿章说辞，虽然李鸿章没有接受，但他也没有把孙中山抓起来。因此，你不要以李鸿章不支持变法为理由，来证明中共官员不会接受我。
我已经征服了许多政府官员，这才是我没有被抓的根本原因。你说：“同样，如果没有法轮功解体中共的运动、没有海外袁红冰、陈泱潮等人、国内‘军中声音’倡导民主革命的压力，中共绝不会给予刘晓波、余杰、张国堂等人现在的活动空间。”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高智晟、郭飞雄等人为什么不能享受袁红冰、陈泱潮等人的恩泽？余杰在中共官员中也有许多“粉丝”，这是余杰没有被抓的原因。刘晓波等人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影响，同时他们的主张不太偏激而没有被抓。
由于基督教的兴旺传播，儒教的复兴，以及李洪志倡导“真善忍”，整个中国社会正在趋向善良，许多政治警察也变得善良了。许多政治警察读过我的《给政治警察的公开信》，我也反复说：中国五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凡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而整人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我一直重视政治警察的策反。现在民运人士的自由空间大了，这也是由于我的策反起了功效。袁红冰、陈泱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小，对政治警察的影响更小。说我们的自由是由于他们的功劳，这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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