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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共和党才能救中国——驳袁红冰
只有中国共和党才能救中国——驳袁红冰
中国共和党主席：张国堂
2006年9月4日
袁红冰先生的《绝不顺从暴政，绝不宽恕暴政》、《袁红冰：论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暨“非暴力”论分析》和《改良，还是革命？》等文章，提出了暴力革命和严惩以前因政治而迫害人的人的主张，在海外影响巨大。这种主张是“未来中国论坛”的主导思想。这种搞乱中国的主张，是根本错误的，必将导致国内法轮功学员和靠近他们的民运人士遭受更大更残酷的迫害。这种主张的结局，不外有两种：一种是海外法轮功顾念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苦难，牢记李洪志以前的“真善忍”的宗旨，离开暴力革命的主张。另一种是海外法轮功组织的政治野心膨胀，不顾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苦难，抛弃“真善忍”的宗旨，走向仇恨和暴力，使自己成为邪教，引发中国内战。
一、暴力革命论不得人心
袁红冰先生的文章，毫无道理，对中国国情和人心毫无了解。他想以慷慨激昂的伪正义伪道德说教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他的人数，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虽然是当世之豪杰，但他不蒙上帝所喜爱，他里面没有圣灵，因此他的智慧还是比我差一点。
我于1999年开始组织中共共和党，并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这是革命，还是改良？这当然不是革命，也不是改良，而是归正。或者说是和平演变。
中国在二十世纪经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腥风血雨几十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现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种群体的对革命的恐惧心理一旦形成，就难以用道理来说服。即使你的理由充足，也不论你多么的慷慨激昂，更不论的谩骂多么的尖酸苛薄，都不会改变人们对革命的恐惧心理。因此，为了尊重人们对革命的恐惧心理，我们不能在中国搞革命。而只能在中国拨乱归正。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要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和中共的历史，倡导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这样即可以解散中共，又能夺取中国的政权，又避免人们对革命的恐惧。这个策略，比袁红冰先生的策略，要高明许多。
袁红冰先生如果提倡民主革命，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绝对不可能接受再一次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绝对不愿意走二十世纪的老路。虽然辛亥革命是伟大的，但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破坏性太大。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因此，中国人民现在绝对不会接受新的“辛亥革命”。我说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是因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宪政民主，就表明辛亥革命的道路不能实现宪政民主，也就是暴力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救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之后的腥风血雨叫所有有理性的中国人都恐惧民主革命。现在，几乎所有读书人都主张：国家安宁和社会和平是压倒一切的。你们几个极少数狂妄之徒岂可成事？你们几个小小的泥鳅岂能翻起大浪。当然，法轮功有点力量。但信奉“真善忍”的广大法轮功学员会愿意去杀人吗？
二、袁红冰主义的实质是暴力革命论
袁红冰以前写了《改良，还是革命》的著名政论文，现在又写了《袁红冰：论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暨“非暴力”论分析》和《绝不顺从暴政，绝不宽恕暴政》，这些等等文章的一系列主张和见解，我称之为袁红冰主义。
我们知道，形式逻辑学中有“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这是学者，特别是法学家的常识。我想袁红冰号称自由法学家，不会不懂形式逻辑学的“排中律”吧？根据逻辑学的“排中律”，“暴力”与“非暴力”之外，没有第三种选择。否定“非暴力”，就是肯定“暴力”；肯定“非暴力”，就是否定“暴力”。同样，否定“暴力”，就是肯定“非暴力”；肯定“暴力”，就是否定“非暴力”。袁红冰先生在《袁红冰：论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暨“非暴力”论分析》一文中，明确否定“非暴力”，这就表明他肯定“暴力”。结合他的革命论，就表明他是暴力革命论者。
袁红冰先生炮制了“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这个新概念，或新的词汇。他避免使用“暴力”这个词，就炮制新的词汇。我们要问：以什么力量来实行政治强制？是以警察，还是以军队，或群众组织来实行政治强制？不论以什么力量来实行政治强制，政治强制力都是暴力。我们还要问：什么是“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谁有合法的资格使用“政治强制力”？依据谁制定的法律使用“政治强制力”？我们认为：只有由获得国家主权者的合法授权的人，才有权使用“政治强制力”。你袁红冰或其他什么人如果没有获得全中国人民的选举授权，就么就没有合法的资格使用“政治强制力”。也就是说：你袁红冰或其他什么人都无权主导“军事政变”，也无权组织旨在暴力革命的革命党。如果你们要搞军事政变，或组织革命党，中共必然要镇压你们。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会赞同中共镇压你们！
公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赞同。但宪法没有规定军人有发动政变的自由，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没有赞同军人有政变的自由。因此，军人没有发动军事政变的权利。因此，搞军事政变是非法的。
中共政权虽然是非法的，但也不能以非法的手段颠覆非法的政府。我公开组织中国共和党，并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就是以合法的手段变更非法的政府为合法的政府。中共以非法的手段禁止我从事竞选活动。我就有权宣布我张国堂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我宣布我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之后，就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招安。中国共产党是叛乱组织，我以唯一的真命天子的名义，招安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完全合法的。是在中国这个非常时期所采用的非常的民主选举方式。我招安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后，就召开定国是大会来商讨成立中国临时行政机构，组建临时议会和法院。着手制定新的宪法，并作好宪政的各项准备。待新宪法生效之后，再按新宪法选举产生正式政府。
既然中共是非法的，那么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宣布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我已经宣布了我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其他人就不能再宣布自己是中国的总统。其他人再宣布自己是总统，就是搞分裂。分裂民运就是破坏民运。
从1989年以来，我一直站在铲除中共暴政的最前列。1999年以来，我更是率先同中共中央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而且，我的主张是唯一正确可行的。因此只有我有权领导中国的民运运动。凡不服从我领导的人，就是破坏中国的民主运动。
袁红冰如果想领导中国的民主运动，那么请他回国。自己躲在国外，要别人冒险，这算什么好汉？算什么英雄？我张国堂身先士卒，率先实践自己的主张。要坐牢自己先坐牢，要流血自己先流血。我张国堂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大仁大义，大智慧！真正的大英雄。只有最终的胜利者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象高智晟这样的“冒失鬼”也不算什么英雄！
我接管中国政府之后，我将立即停止镇压法轮功，并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良心犯。立即邀请所有海外人士回国，来共同报效国家，服务民众。当然，为了社会和平和国家安宁，我将尽力保持政府官员的稳定。不允许惩罚以前因政治而迫害人的人。当然，我也要向被迫害的人下跪七七四十九天，请求他们饶恕以前因政治而迫害人的人。同时，临时议会也要决定对被迫害的人给予适当赔偿。
三、历史的经验表明，暴力革命论将把中国政治的主导权交给武人
俗话说：“国乱思良将。”一旦爆发内战，武将的地位就必然上升，而文人、文官就退居武将之后。
在上世纪初，中国爆发了革命与改良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是在文人之间发生的，革命派赢得了这场争论，但中国政治的主导权就落入了武人的手中。文人在政治上就无足轻重。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古今中外历史表明，军人政府多是暴政。吴思先生提出所谓“血酬定律”，这并非没有道理。在军事政变或内战中取胜的军人们是必然要血酬的。他们在腥风血雨中打下的江山，岂会轻易还政于民？当年中共不是号称为人民打江山吗？
四、没有必要搞暴力革命
中共是邪教，这不假。但中共在变化，在向其相反的方向变化。虽然中共仍然有暴政，但比以前要好得多。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之后的后遗症。我们现在应该是医治这种后遗症，而不是发起一场新的民主革命。由于中共长期的思想教育，中国人民的政治思维被搞乱。中国人现在没有分辨是非、善恶的道义标准，也没有大家公认的、正确的政治学说。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用暴力革命来解决。现在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有心行仁政，但不知道怎么行仁政。现在的一些维权人士虽然有心行善，但不知道怎么行善。这是政府与维权人士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陈永苗等人提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荒唐主张，他们心是好心，但好心并不一定能办好事。我们知道：现在是变革时期，必然法无定法。改革不变法，能是改革吗？由于中共以前受马列毛主义的支配，其法律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因此，中国现行法律有许多错误，而且很不完善。用马克思主义者们制定的法律，岂能解决变革时期的问题吗？
如果只有上千的访民，当然可以用依法维权来解决他们的冤情，但现在有两千多万的访民，这就表明是法律和政治体制有问题，要解决所有访民的问题，只有变更法律和政治体制。
现在的强制折迁和强占农民耕地的问题，其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太大。当然，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就搞强制折迁和强占耕地，这当然是非法的。但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地方政府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如果我们不帮助地方政府想办法解决他们的财政困难，而去帮助民众维权，必然导致与地方政府冲突。
地方政府在以强制折迁和强占耕地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时，一些不法商人也勾结某些政府官员顺便为自己捞一把，这都加剧了民众的苦难。
维权人士要多读书，特别是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张国堂学说。要提高自己参政议政的能力，要帮助政府制定政策解决问题。不要抗争！要竞选人大代表，不要搞什么绝食抗争之类的弱者行为，这实际上也是弱智的行为。当然，中共现时也不会允许我们竞选人大代表。但我们坚持竞选人大代表，就可以向社会阐明我们的主张，扩大我们的社会影响和声望。同时在竞选中集结力量。我们要以言论赢得人心，以选票获得执政权。我们要使我们自己成为各级人大的人大代表，要以立法来维权。当然我们要听取各方的意见，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政策，不可偏袒富人，也不可偏袒穷人。也要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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