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和党：共产党为什么要实行暴政？

　　我们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都希望人们赞美自己，不愿意人们谴责自己。人都希望人们爱戴和尊敬自己，不愿意人们厌恶、憎恨自己。共产党领导人也明白，实行仁政就会获得赞美，会得到人们真心的爱戴和尊敬；而实行暴政就必然会获得人们的谴责，遭人们厌恶和憎恨。那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不实行仁政，而却要实行暴政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深入研究。吸取教训，因为暴政不仅祸国殃民，而且受暴政损害最大的，是施暴政者自己。

　　商纣王实行暴政，当然祸国殃民。他自己也是国破祖废、家破人亡。而落得千古骂名。上帝也要把他丢入地狱，在地狱永远受痛苦。秦始皇实行暴政，当然祸国殃民。他自己虽然没有被杀，但祸及子孙，也是国破祖废、家破人亡。也是落得千古骂名，也被上帝丢入地狱。隋炀帝杨广实行暴政，也是祸国殃民，也是国破祖废、家破人亡。也是落得千古骂名。也被上帝丢入地狱。这些暴君之所以实行暴政，是由于他们过分依仗自己的聪明才智、好大喜功、不行孔孟之道，专行韩非子之邪说。

　　这些暴君本来就是统治者，与共产党不同。因此，共产党实行暴政的原因，也于他们不同。共产党为什么总要实行暴政？我们分析如下：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徐志刚先生的翻译是：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和气善良的脸色，这种人是很少有仁德的。”朱熹注解说：“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毛泽东等人以巧言令色以骗取人们的好感和支持。他们对工农大众说“劳工神圣”，对读书人说“科学和民主”，对美国人说“我们向往美国的民主自由”。他们对工人农民许诺说“人民当家做主”，他们对读书人许诺说“反对一党专政”。他们以地主的土地等财产为诱饵，骗取农民跟随他们暴力叛乱，以资本家的私人财产为诱饵骗取工人暴力叛乱。当年的工农大众和部分读书人没有识破中共的巧言令色，跟随中共武装叛乱，使中共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由于中共取得政权的方式不合正义，是以谎言和暴力夺取政权的，因此中共就怕人们揭穿他们的骗局，因此就不能给人们言论和出版自由。由于公民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中共当权者就没有监督和约束，他们就极容易骄傲妄为。于是就疯狂地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结果饿死几千万人，这当然是一项大罪恶，于是又捏造自然灾害导致饥荒的谎言。刘少奇的良心没有完全泯灭，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为了掩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罪恶，就发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罪恶更大。共产党为了掩盖这种种罪恶，就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由于没有新闻自由，官员就普遍贪财腐败，搞得天怒人怨，因此就更要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是共产党实行暴政的第一原因。

　　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是造反的哲学，斗争哲学。他们总是强烈反对正统的政治学说。由于国家需要统治者，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也极力想维持自己的统治，但共产党继续在学校教授马列毛主义。他们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教导民众造反。他们内心又极度担心、恐惧民众造反，因此就以暴政制造恐怖，使民众不敢造反。这是共产党实行暴政的第二原因。

　　国家需要统治者，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民主不是不要统治者，而是由人民选举统治者。孟子曰：“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朱熹注解说：“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表达的民主思想，比现在刘路等人的民主思想更为准确。

　　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政权，也由于当年的读书人不明白“国家需要统治者”这一普遍真理。当年外有日本侵略的危险，内有中共的武装叛乱，中华民国国将不国。在这种非常时期，蒋介石先生采取某些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许多读书人不理解，要立即实现美国那样的自由，他们附和共产党说国民党专制独裁，结果中华民国被赶到台湾，大陆落到中共魔掌。反右运动实际上就是这些文人在1949年之前的罪恶的报应。

　　最不可原谅的是宋庆龄。她不明白“国家需要统治者”。蒋介石先生无疑是当时最适合的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是当时最有智慧、最正直、最勇敢、最爱国的人，因此是当时最合适的统治者。但宋庆龄不顺服蒋介石先生的统治，说什么：“以前是奴隶，现在是奴隶的奴隶。”由于她的骄傲、放肆，不接受蒋介石先生的统治，反而支持共产党的武装叛乱，结果自己后来在政治上背叛她自己的丈夫孙中山先生，在信仰上背叛她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叛乱分子，落得下地狱的可悲下场。

　　上帝耶和华在十诫中说：“不可偷盗。”（出20:15）又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20:17）但当年中国的某些农民觊觎地主的田地、房屋和钱财，听从中共的诱骗，跟随中共叛乱，夺财害命。共产党得天下之后，就在大跃进后饿死几千万人，全国农民都饿肚子。而且，共产党还实行城乡隔绝制度，剥夺农民进城的权利。南非有种族隔绝，中国有城乡隔绝，这都是农民支持毛泽东武装叛乱的报应。工人农民曾经发疯地支持共产党，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农民都成了弱势群体。现在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市民失屋（被强制拆迁）等等。这都是当年发疯地支持毛泽东的报应。一些人到现在还不明白，还在崇拜毛泽东。他们一日崇拜毛泽东，他们的苦难便一日不能结束，他们弱势的地位就一日不会改变。

　　民众必须顺服政府，尊敬官员，不可毁谤民的官长。这是上帝的诫命，每个人都必须遵从。同时要废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树立“选票里面出政权”的伟大原则。只有这样，工人农民才能结束自己的苦难，才能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民众毕竟是大多数，民众拥有了选举国家总统、国会议员、省长和省议会议员等的权利，才能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

　　中共中央要依靠毛泽东的权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就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形象，保持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但同时又担心人们效法毛泽东造反。事实上，毛泽东是许多民众反抗中共的精神力量。因此中共就要以暴政制造恐怖，使民众不敢造反。这是中共实行暴政的第三个原因。中共当权者担心和恐惧崇拜毛泽东的人们造反，是中共实行暴政的一个重大原因。

　　中共坚持无神论，因此，中共政府就不能倚靠上帝来产生权威，而政府又必须要有权威。因此，中共就只能以暴力来维护政府的权威。用暴力来维护政府的权威，必然是暴政。这是中共之所以实行暴政的第四个原因。

　　基督教明确教导人们要顺服掌权的人。《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1~7）因此，信基督教的国家的政府不必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因此能行仁政。

　　在仁政之下，人们就有充分的思想自由，这样就能探讨政治学说，发展宪政民主的政治理论。没有宪政民主的政治学说，要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学说对美国建国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同时，汉密尔顿、麦迪逊等学者的研究也不可缺少。

　　中共在中国的兴起和统治，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所有中国人都要吸取教训。中间阶级要担起自己的责任，要组织起来阻止特权阶层鱼肉下层民众，也要防止下层民众的叛乱。有权力的特权阶层要节制自己的贪欲，不要侵犯下层民众的正当权益，免得官逼民反。下层民众也不要搞武装叛乱。因为武装叛乱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即使成功，那也必然是极少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掌权，而绝大多数人仍然是下层民众。观察古今中外的历史可知：凡依靠下层民众的支持，通过叛乱而掌权的人大多会成为暴君。例如毛泽东、斯大林、洪秀全、希特勒等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有一些野心家宣传一些民粹主义（或平民主义），攻击贵要人士，攻击历代圣贤的言论学说，以取悦于下层民众，往往以维护下层民众的权利的为名，以眼前的利益为诱饵，鼓动下层民众叛乱，以夺取权力。这样的人一旦上台，必然要防止别人效法自己，从而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以维持他自己的统治。这样的人就是僭主，一般都会成为暴君。

　　我在此呼吁所有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写的《四书》，绝对不会偏袒今天的富人，也不会偏袒今天的穷人，不会偏袒官员，也不会偏袒平民。《四书》是公平的，中国历代的富人、穷人、官员和平民都接受，我们今天也应该接受。有人可能会说：今天是二十一世纪了，这么古老的知识还有用吗？加减乘除法是古老的知识，今天仍然有用。我告诉你们：最有用、最初等、最简单的知识必然由古人发现，这些知识是永远有用的。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否定儒学就是否定中华民族。当然，今天是二十一世纪了，仅靠儒学也是不行的。我们还要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儒学对中国历史上的内战束手无策，这就表明了儒学的局限性。西方各国的富人、穷人、官员和平民都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学，这就表明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学是公平的，不偏袒富人，也不偏袒穷人；不偏袒官员，也不偏袒平民。我们应该接受。在政治学说上创新是难的，我们应该吸收全人类的智慧。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在外国可行的政教学说，在中国也一定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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