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要求政改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特”字已经不复存在。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深圳推向全国，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的一大进步。问题在于，经济的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政治上的自由，必然是政治制度随之的变革。令人悲观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胡温执政以来却感到正在倒退。
   
   由于中共顽固坚持专制制度，经济上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这种激化程度实际上中共统治集团也承认，当权者企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和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调节。无奈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不听命于中共集团的想象，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的滥用，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中共官员的“无法无天”，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的反抗，此起彼伏的“骚乱”、“群体事件”让当局头痛不已。共产党考虑问题不是从制度上入手，如何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成了“稳定”的唯一手段。

   
   政治变革来源于民众反抗的“群体事件”频繁发生，规模越来越大。二○○五年中国公安部长周永康接受西方记者所说的话，证明了中国官方最为担心的社会问题正日趋严重。周永康对路透社记者说，中国上个月共发生了七点四万起群众性事件或示威游行和骚乱，而二○○四年一年才发生了五点八万起，十年前才只有一万起。二○○六年以来，有关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的新闻不断，尤其是农村，不是数千名农民同警察发生冲突，就是数百名抗议者遭到警方的血腥镇压。
   
   中共党内有识之士的政治远见
   
   中共党内并不缺乏有识之士政治智慧，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能精辟入里，但他们不能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比如前中共领袖赵紫阳，他就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鲍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赵紫阳为中国走出极权政治的束缚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他主张形成由社会各界即各主体之间互相协商对话的局面；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由政治改革配合；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案；他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他在反腐败和一党制的矛盾之中质疑一党制。他与胡耀邦一起对中国突破极权主义的贡献，还有何人能出其右 如果这种实质性、开拓性的贡献配不上「民主」一词，这个词究竟还蕴藏着什么深奥玄妙的意义？”（《赵紫阳的政治智慧》二○○六年《动向》杂志六月号）
   
   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二○○四年第八期《炎黄春秋》发表《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文章，在赞扬邓小平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同时说，邓在造就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相对开放的社会同时，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与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现在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为此，他呼吁必须要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他认为这一关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他说：“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二○○四年任仲夷接受《同舟共进》采访时，高度赞扬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业，但也指出邓小平未利用他崇高的威望，及时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同时还提出三权鼎立可从根本上遏制权力垄断，以解决目前盛行的腐败问题。
   
   政改可以先从深圳开始
   
   既然当年邓小平搞经济改革首先抓“试点”，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那么我认为政治改革也可以从深圳抓“试点”开始，建立“深圳政治特区”。香港行政特区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特区，深圳毗邻香港，两个城市的市民彼此来往频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一直在影响着深圳市民的心理，如果深圳进行政治制度改革，首先模仿香港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简单而行之有效的途径，虽然香港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但法治和自由制度完全可以学习，这就是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新闻自由以及政党组织多元化。九七回归以来，香港市民梦寐以求的是彻底的民主化，每年七一香港市民都为争取普选和民主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实现其目标。
   
   政治改革的循序渐进我是赞同的，但必须起步。深圳的第一步必须迈出，其他都好说。只要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全面的民主化，建立“三权鼎立”的民主政治制度。
   
   建立深圳政治特区或许是一厢情愿，照目前看，中共当局一直在维持香港现状，拒绝公开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如何能在深圳建立政治特区？不过，中共还存在变数。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反抗力量，或许可增加党内的变数，从而逼迫中共当局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
   
   二○○六年七月二日
   
   
   （原载《动向》杂志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