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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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本质及其深远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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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稿)
   曾节明
   目录:
   一,邓小平没有理论,江泽民没有思想
   二,邓式改革开放的本质:腐蚀人心,败坏道德,转移视线,堵死政治改革大门
   三,邓小平废黜胡耀邦、赵紫阳的真正原因
   四,邓小平废黜杨尚昆、成全江泽民的真正原因
   五,邓小平容许对气功组织实行 “ 三不 ” 政策的原因
   六,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的真正原因
   七,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加反动、更加厚黑、更加危险
   八,邓小平的危害,大大增加了中华民族今后正本清源的难度
   一,邓小平没有理论,江泽民没有思想
   现在中共仍然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高唱: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邓小平根本没有理论,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本人从没能写出过任何系统的论述文章, “ 邓选 ” 仅仅是邓进行政治活动时作的报告、讲话、指示的七拼八凑,经常自相矛盾、极不严肃,根本不是一个理论体系。邓小平在复出的时候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 1 。扬言要废除干部终身制,建设党内民主。但是没过几年他却大力倡导新权威主义,复辟慈禧的垂帘听政,并非法罢黜要求他退休的胡耀邦。邓小平 1986 年说,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改 2 ,但是他转过背去就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为之不惜制造六四惨案。邓小平为什么自相矛盾,反复无常,因为他没有理论,没有理论的人做事就不会有道德原则,邓小平是一个十足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小人,他的唯一原则是保住中共一党专制,因为保住中共的统治就能保住他的家族利益。邓小平顽固坚持共产党专政,因此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厚黑之道,邓小平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厚黑术和实用主义庸俗市侩思想的杂烩。
   江不仅没有理论,甚至没有自己的思想。江泽民提出的 “ 三个代表 ” 的思想,实际上是御用文痞王沪宁拼凑的欺世盗名口号。 “ 三个代表 ” 说中共 “ 始终 ” 是 “ 三个代表 ” ,中共的权力却从来不经过选票的授予,这完全是强行代表、强奸民意; “ 三个代表 ” 说中共 “ 始终 ” 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难道中共制造的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三个代表 ” 也是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三个代表 ” 完全是欺世盗名的无耻谰言。
   江在治国上走的完全是邓小平引领的道路,只是走得更远而已:他顽固的阻断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更加疯狂地鼓动中共官僚特权阶层掠夺国家资源和弱势群体,这表明他完全继承了邓小平的思想;江泽民丧权辱国,轻率地签字承认了连毛泽东、邓小平都不敢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过去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法理上再无收回的可能; 1999 年印尼当局再次掀起排华骚乱,残酷屠杀、抢劫和强奸印尼华人和在印尼的中国人,江对自己同胞受到外国的野蛮迫害视而不见,不仅没有一声抗议,还和苏哈托握手言欢,承诺给与印尼经济援助;江泽民当政十三年来,使中国经济完全委身于国际垄断资本,以极端廉价的出卖国家资源、极端廉价的出卖劳动力和空前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专制统治的稳定,罔顾中华民族的未来。
   以上种种表明:江有严重的卖国思想。江泽民的思想,实际上是邓小平的庸俗厚黑思想和他自己的汉奸父亲卖国求荣思想的大杂烩。
   二,邓式改革开放的本质:腐蚀人心败坏道德转移视线堵死政治改革大门
   邓小平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搞共产主义试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他自己也一度被无产阶级专政整得丧魂落魄,因此邓小平完全清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邪恶。但是邓小平明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错误和邪恶的,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中最邪恶的东西 -- 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并且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有价值的理想成分(如对弱势群体经济上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比列宁、毛泽东更邪恶。
   虽然说在毛泽东统治下,一系列政治运动搞得整个中国假大空盛行,但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理想主义性质,在政治以外和与政治关系不紧密的领域,人心并未全面败坏,那时候远没有现在社会上这种制假、售假、坑蒙拐骗、见死不救等恶劣风气,助人为乐的现象直到八十年代初还相当普遍。几乎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教人做好人、做好事,理想主义之所以有的之所以非常邪恶,是因为严重的错误,而不是因为它明白教人学坏。毛泽东思想是理想主义的思想,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很多人在政治运动做了坏事,这不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坏人,实际上大多数这些人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去搞破坏和整人,自己还以为是在 “ 干革命 ” -- 作大好事。这些人之所以做坏事,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由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用来教育人民,注定祸国殃民。同时应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 “ 大公无私 ” 、 “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 、 “ 学习雷锋 ” 等等在当时并不是虚假、僵死的政治口号,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道德催化剂,当时确实有效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所以五十年代大陆会有 “ 夜不闭户 ” 、 “ 路不拾遗 ” 的普遍现象,中共会出焦裕禄这样正直廉洁的干部。
   当然,这样的社会道德是要以对毛泽东的信仰为维系的,随着毛泽东神坛地位的崩塌,这种共产主义道德就难以维系。这个时候要使中国社会保持好的道德风尚,就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迈开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步伐,以民主宪政思想、儒家学说精华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但是邓小平在历史的关头完全走向了进步的反面。
   经历了文革之苦,邓小平仍然原封不动地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端厚黑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顽固拒绝认真反思毛泽东和中共过去的错误和罪行,说什么:对文革的研究宜粗不宜细 3 。为什么宜粗不宜细?邓小平却拿不出一纸半片的理论或思想来自圆其说。以前毛泽东虽然搞 “ 阳谋 ” ,却拿得出一套系统的东西来迷惑人,毛泽东也从没有号召全党不管原则是非,毛泽东非常强调立场和性质。邓小平的 “ 宜粗不宜细 ” 的要求,就是号召全党无所谓是非原则对错,甚至无所谓中共自身的规则和 “ 道统 ” ,这是赤裸裸的厚黑路线,邓小平首开中共完全不要原则的混账之风,把中共带上完全抛弃原则理想,不择手段保特权的新厚黑道路。这是一条毫无理想、明知故犯的道路,比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道路更加厚黑。
   邓小平发起的 “ 改革开放 ”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松绑,丝毫没有推行政治民主化的意思。 “ 改革开放 ” 的目的,是想以私有经济带来的效益,来挽救和维持文革后已经奄奄一息的共产党政权。邓小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全面败坏社会道德。
   邓小平说:致富光荣,贫穷可耻 4 。公然以国家机器刺激人们的发财欲望。发财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国家去刺激;况且,人的发财本性膨胀起来很容易造成恶行与不公,因此,国家因该教导人民诚信和公义,而不应刺激人们的发财欲望。再说,正直廉洁的人难免有些会贫穷,比如说当时一些清正廉洁的基层干部就比较贫穷,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贫穷的清官就是可耻的,邓小平是在带头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发财。在 1980 年的中共高干春节团拜会上,邓小平在给高干拜年时带头使用 “ 恭喜发财 ” 的拜年辞,这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当作改革开放开明风尚而向全国报道。实际上,接受那些高干都是权力几乎不受制约的特权阶级,邓小平刺激这些人的发财欲望,实际上是在鼓励中共特权阶层贪污腐败。
   邓小平说:要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哪些人容易富起来? 1982 年 --1985 年间,由于中共对农民新的盘剥的大网还没有展开; “ 官倒 ” 阶层还没有坐大,农民和城市里的个体户确实得了短短几年的 “ 实惠 ” 。但是在中共的体制下,要想发财很难离得开权力,当时最容易富起来来的少数人是中共高干子弟 “ 太子党 ” 。邓小平和王震等人的子女都富了起来。在高干子弟的带动下,中共各地官僚的 “ 衙内帮 ” 也开始利用权力发财致富。邓小平的路线,使得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 “ 不正之风 ” 盛行 -- 贪污腐败蔚然成风,整个社会 “ 向钱看 ” 的意识兴起。
   因此,邓小平所说的 “ 解放思想 ” ,实际上是鼓励中共特权阶层丢弃教条束缚,放胆大搞贪污腐败。
   邓小平的厚黑路线,不仅败坏了党风民风,也彻底断送了五十七年来中国民主化的最好的一次机会: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既害惨了中国,也将中共政权搞得奄奄一息。邓小平复出之初,包括中共大多数干部在内,整个中国社会涌动着对毛泽东及中共专制独裁暴政的反思和厌弃。那时候权钱勾结的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远未形成,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残酷整肃,中共各级干部心有余悸,贪欲远未膨胀、几乎没有搞腐败的胆量和心理习惯。因此,在 1980 年前后,邓小平只要认真吸取毛泽东的教训、认真反思中共的错误和罪行,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只是一个顺水推舟转变观念的问题,根本不会有多大的阻力。经历过文革的冲击,中共的广大干部对毛泽东的残酷斗争路线已经厌倦,容易接受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宪政理念。
   但是,邓小平在此关键时刻,不是推动中国进步,而是大力刺激和释放中共官僚特权阶层的贪欲,抱定 “ 把文革中失去的一切捞回来 ” 的报复社会的想法,带头大搞 “ 不正之风 ” ,导致中共产生了一个权钱勾结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彻底断送了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好时机,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命阻挡政治民主化的积重难返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之罪,更在毛泽东之上。
   邓小平在 “ 改革开放 ” 当中,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大力鼓吹和兜售庸俗市侩理念和人生观。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最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厚黑座右铭,八十年代中后期,民间制贩假冒伪劣的奸商邪贩和投机倒把者开始抬头;贪官恶吏蠢蠢而动,开始形成利益集团裙带官关系网,邓小平的 “ 猫论 ” 就是这些人的最好的 “ 理论 ” 依据。邓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则,为了保住共产党的统治,为了保住自己的最高权力和家族利益,在和平时期不惜出动国防军荷枪实弹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本国公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 “ 六四 ” 惨案,邓小平的残暴,连金日成都自叹弗如。邓小平创造了运用 “ 猫论 ” 的最高经典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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