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文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暴君昏君毛泽东

据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在2002年1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回忆文章，称当初毛泽东准备让他编辑蒋介石文集，后来又不了了之。那时大约在“文革”前一、两年，中宣部通知范用去开会，与会的还有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主持会议，说毛主席一次接见外国客人，说了在王府井的书店可以买到两个人的全集，一个是赫鲁晓夫，一个是蒋介石。记住这是毛泽东信口对外国人胡说的，因为当时蒋的书还没有编出来。范用在会上表示这两部全集都不适合由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出版。金灿然说中华书局是出版古籍的，也不属于他们的出书范围。最后议定蒋介石全集由人民出版社承担，赫鲁晓夫全集则请世界知识出版社考虑。于是范老先生派了三名编辑分三路调查、收集各地图书馆收藏的蒋介石论著。借调人员由他开名单，调来的不是“右派分子”，就是多少有些历史问题的人，“文革”期间以“招降纳叛”之罪一起受到清算。蒋介石全集的编辑工作进展甚快，不久就编出了十几集，由范用通读了每一集，签字付印了100部稿本，给中宣部打了个报告，附上一本稿本。报告说拟印一千部，限定发行范围。没有几天，中宣部就来通知，称毛主席作了批示：“一千本太少，印它一万部。”

范用通过阅读认为，蒋介石早期的言论证明，此人并非不学无术之辈。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每晚到学员宿舍巡视，当场训话，有条有理，且有见识。有一天，他甚至讲过这样的话：谁骂苏联，就等于骂我的爷娘（查对后来文本，“反对苏联”改为“反对英美”了），挺革命。抗战时期在武汉，蒋介石有一动员人民抗日的文告，即由时任政治部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为其起草。没有多久，“文革”出台，除了清算、批斗范用的罪行，这件事也就没有下文。后来下放到干校的范用听说，蒋介石全集的资料和档案，全部运到“三线”的山洞中保存，以后又运回北京，不知现在何处。“文革”期间，范用知道“文革”只反所谓的“反革命”，而出来不反皇帝。他在文化部集训班见到揭发编辑蒋文集的大字报，有数米之长，由三楼挂到一楼。但范用当时不敢交代此事是毛主席叫办的，怕被说成“恶毒污蔑伟大领袖”。后来范用实在顶不住吃不消了，只好悄悄告诉革命的军宣队是怎么回事。一夜之间，这张大字报无影无踪消失了，造反派也不过是造所谓反革命的反，而不敢造毛泽东的反，因为他们狗胆包天无论如何是不敢在毛主席头上动土的。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也没有蒋介石文集面世，毛泽东是信口开河而已。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说是一回事情，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多半是说了等于做了，反正没有人敢追查毛泽东的不是。

“文革”期间，中国的个人崇拜盛行，但毛泽东却实行内外有别政策，一国两制，比如在1968年，人人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是每个人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有阿尔巴尼亚大使赴天津访问，外交部翻译范承祚陪同，安排参观单位集体“读语录”、“唱东方红”、 “呼万寿无疆”，大使也挥动小红书和中国同志一起参与。但进行到给毛主席像三鞠躬节目时，大使说什么也不干。范承祚向天津外办的军代表解释，人家对自己国家的领袖恩维尔．霍查都不鞠躬，更不会给咱们的毛主席三鞠躬了。为此，他被某单位扣上帽子。后来，这件事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毛泽东大权在握，事无巨细，他说： “如此整人，毫无道理！”隔几天后，周恩来开始领会主席意见了，他召集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并指定范承祚参加。周第一句话就问：“韩叙来了没有？”时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的韩叙站了起来。总理问他，又好象在问会场上每一个人：“听说有的地方也让外宾搞‘四大件’？”韩叙实话实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四大件’？”周又点名了：“小范告诉他。”范承祚领悟到：这“四大件”三个字是总理归纳的。于是马上站起来说：是读语录，呼“万寿无疆”，唱《东方红》，行三鞠躬。接着周又问韩叙：“这回知道了吧？”于是周郑重地在会上宣布：“今后再也不许让外宾搞‘四大件’，这不符合主席思想嘛！”为此，重申对外纪律，要内外有别，否则外国人要讲笑话，国际影响很不好（见2004年第7期《三月风》）。

中共历史上，有毛必有周，前面有毛做坏事，后面肯定有周“揩屁股”。周的角色，就是站在毛巨大的阴影后面，发挥毛不能发挥但需要其他人去发挥的作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由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著、军队作家铁竹伟执笔完成的《我的伯父周恩来》（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透露，了解到林彪情况的毛泽东，对用导弹打掉表示摇摇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周恩来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周恩来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象这一次周恩来的举止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致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林彪外逃之时，毛泽东78岁了，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周恩来，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他走进电梯，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泽东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的卧室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周恩来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泽东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的的眼睛慢慢睁开了。周恩来此时如释重负，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毛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周恩来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经过这一次表忠心，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又延续了五年，毛泽东的生命的也延长了五年。到了1976年，小毛泽东五岁的周恩来先去世，毛泽东随后也去见马克思去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至于中国怎么办？已经不能指望这两个至死都掌握着国家大权的人了。

其实，毛泽东这个人就是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谋家，虽然他总是说刘少奇、林彪是阴谋家。如果说刘、林是小巫的话，那么毛是大大巫。

据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回忆，“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触，毛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广播，据说是康生、陈伯达一伙炮制的，当时曾引起极大混乱。这一时期，毛泽东远在杭州，刘少奇多次给其打电话请示汇报，却没曾得到明确回复。无奈，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乘飞机去杭州向毛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却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到了7月19日毛才回到了北京。24日，毛召开会议，批评刘邓。8月5日，毛泽东自己亲手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公开。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检查。毛当时是中央主席，却这样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可是，中央却把此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只印了刘少奇的检查，毛泽东的批示却被删去了。

情况已经明显不妙了，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小卧车接刘少奇去谈话。刘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提出承担主要责任，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是他们两个革命者的最后一次见面。没几年，刘少奇的命就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革”掉了。

1967年7月18日晚，刘少奇就被揪斗，那势头可见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当天中午，他已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儿女看，一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检查的全文，一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全文。据说这是刘第一次让儿女看中央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刘少奇的话后来成为最后的遗言：“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1972年，刘少奇的儿女见彭真可以探望了，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见刘少奇。8月1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过来传达毛泽东指示“可以见见妈妈”，证明毛已经看到信了。17日，他们才又来传达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并且不让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见1980年12月5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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