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预产期在1999年的10月份，有一天，她说：“我喜欢数字9，要是孩子9月9号出生就好了。”
   
   1999年9月9号中午，我的女儿——来了。
   

   2000年9月30日晚，家中，我即将踏上去北京上访的路途，凝望着熟睡中露出微笑的女儿，亲吻着她柔嫩的脸，心想：这一走，不知何时再能见到你。
   拘留所。透过我面前的铁窗，望着远处铁栏杆外妻子抱着的女儿，一岁女儿清脆响亮的童声“爸爸——”，久久的在我心中激荡。
   
   劳教所，一年中和女儿的唯一的一次见面。我和女儿紧紧相拥，半天没有声音。然后，在我耳边，我听到她轻轻的声音：“佛光普照，礼仪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这是在家时我教她背的师父的诗。正是女儿这个声音，伴随着我在痛苦中，在非人的折磨中，在劳教所看似没有尽头的黑暗中，一步步的走了过来。
   
   2003年3月20日，送女儿去幼儿园的途中。当4名警察当着女儿的面把我打倒在地带上背铐时，众多围观的人挡住了我的视线，但我能听到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在警车开走时，我看到了女儿坐在地上哭泣，那无助的，悲伤的神情，永远的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当时她三岁半。
   
   一年半后，我走出了中共劳教所的大门回到家中。见到女儿的那一瞬间，她正在玩耍，听到我呼唤的声音，女儿扭头看着我，神情惊异，一付不可置信的样子，然后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许久许久。
   
   一天，女儿问我：“爸爸，为什么红旗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呢？”我问：“谁告诉你的？”“幼儿园王老师说的。什么是革命？”我想了想，尽量用孩子能理解的话说：“红旗不是鲜血染成的，红旗是你画画用的颜色染成的。革命就是杀人，伤害别人，是最不好的。”女儿点点头，认真的说“我明白了。”
   
   带着女儿来到了泰国，芭堤雅市。从我的住处到海滩码头步行带转车需要一个小时。海滩码头的旅游景点每天晚上有近上千名大陆游客。半年以来，每天下午5时，我背着重重的报纸《九评共产党》和女儿出发赶到码头，向中国游客发放《九评》。深夜12时，背着睡着的女儿回家。女儿问：“我们为什么发《九评》？”我说： “让中国人都看到《九评》，就不会被共产党欺骗了，爸爸就不会再被坏警察抓走了。”我问女儿：“你累吗？”女儿说：“累，但我不怕。我在中国的宝宝哥哥的爸爸妈妈都被坏警察抓走了，我要多发《九评》，让宝宝哥哥赶快有爸爸妈妈！”
   
   六岁的女儿手中高高的举着报纸，清澈纯真的眼睛充满希望与期待，盯着从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中国人，用清晰的童声大声说：“请看免费中文报纸《九评共产党》，国内看不到的！”一遍又一遍。
   
   有一天，有一个中年妇女从女儿手中夺过报纸，撕成两半扔在地上。我看到女儿两眼含泪说：“阿姨，别撕报纸，你被共产党欺骗了！”我看到中年妇女满脸通红的羞愧表情。
   
   在挪威，我们终于安顿下来。在博德市中心，我和女儿打坐炼功，身后是揭露中共设立集中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板。路人纷纷观看，对着女儿拍照。女儿的姿态平静，安详，认真。
   
   在女儿已过去的短短的六年半的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们父女分离。但和那些仍然骨肉分离的法轮功学员相比，我很幸运。在这里我们不再担心生离死别。
   
   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女儿举着报纸，不肯落下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中国人。那一声声稚气的呼唤让人们停下脚步，迎接光明。

此文于2006年11月0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