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难忘的日子
    2005年6月 一沐
    196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东北梅市工作。有位老师告诉我，东北大地十分辽阔美丽，“太阳落山，遍地金光”。这位老师是当年中文系的才子。他还是位导演,我很信任这位老师。于是，怀抱着美好的想往，甚至还想去追寻“金光”，那只有平原地区才有的太阳落山的景致。我在8月间出了山海关，乘火车直奔梅市。下车的地方，正好是“将军堡”车站，这地方是梅市郊区的一个小火车站。因为同车的人告诉我，在这里下车，离我要去的煤矿安全仪器厂最近。可是这车站在市近郊，也许是现在称为城乡结合部的地方。下车后，我不知道我是到了城市，还是到了农村。
   低矮的几处平房就是火车站。远处是田畴、零零落落的村舍，也许也还有些“厂房”。大约是下午三时多，太阳不热，还未落山，没什么金光。空气里飘着一股呛人的油气燃烧后的气味，这种气味一直伴我渡过了在梅市的五年。我坐车、转车，终于找到了“梅市煤矿安全仪器厂”。伴着我远渡山海关外的是一支小旧木箱、一卷被褥，我被安顿在朝北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四张床，我的床位靠门。这宿舍是平房，才八月，进屋已有几许凉意，因为不习惯，这年开始供暖气时，我就开始生病。那天晚餐，我吃的是陈玉米面做的煎饼。到食堂买饭时，食堂的人都上下打量我，这个从遥远的西南方来的女大学生。煎饼不好吃，吃在嘴里像嚼纸，我没吃完，不敢浪费，自己又没带什么可以装这煎饼的器皿，竟将这没油没盐的煎饼放在了枕头底下……
   宿舍里还有三位女工，有的上夜班，有的上中班，此后每日夜里起起落落，睡不安稳。
    我开始了工厂里做工人当再教育对象的锻练生活。
    虽然我的家境很不富裕，困难时期吃过豆子饭、洋芋、包谷饭，数量少，没有菜，也不好吃，可是吃陈包谷面做的窝头，陈高梁米饭，大咸菜这比我在家里吃的那些东西难吃，特别是煎饼,干难于下咽。其实有吃的已经不错了,不久后,吃包谷窝头，高梁米都习惯了。何况，当时常搞忆苦思甜，要让大家体会当年闹饥荒时穷苦农民的生活，让大家吃橡子面。橡子面做的窝头才是真正难于下咽的东西，而且吃了之后，难于排出体外，腹胀难忍。当时东北正值“陈三两”时代，国家配给每个人五两油，可东北这位陈××只给老百姓每人叁两油。生活上的艰苦自不必说，周围的社会气氛也使人感到压抑。正是文化革命中期，我们这些再教育对象常常与“牛鬼蛇神”一起学习，我常自问：是不是我们就和“牛鬼蛇神”差不多了？想想文化革命中学校老师们受的折磨，想想周围亲人、朋友们受到的冲击，我所遇到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能处处抱着锻练自己的态度，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练了。
    这是全国最大的一家做煤矿安全仪器的工厂，有金工、机械、光学、装配等车间。
   我分在光学车间，多少算是与所学专业“光学”沾上了边。光学车间，是为在矿井下检测瓦斯的一种光学干涉仪生产光学另件的。在当时，甚至近年，这种干涉仪都是矿井下保护工人安全的重要武器。开始我做的是下光学玻璃料的工作，泡在金刚沙和水里，一片锯片，用来切割玻璃。在泥水飞溅一头一脸的情况下，把玻璃料切成合格的尺寸。这算不了什么，因为高中时候，我曾在学校的水泥厂干过，每次干完，从头发到脚跟都是黄灰，这儿还有水掺着，不算太呛。过了几个月，做完下玻璃科之后，又叫我学粗磨、细磨、抛光，直至把一块玻璃变成干涉仪中的许多光学另件。这段生活虽然艰苦，但为我日后搞光学冷加工，光学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怎样把望远镜、照相机、干涉仪等光学仪器做出来，我越来越胸有成竹。
    山海关外气候实在不好，9月间，我已穿上了毛裤，因为听许多工人师傅说，没有棉裤在梅市过不了冬。于是用个星期日，我到市里的百货商店准备买条棉裤。百货商店已挂上了厚重的棉簾子，准备过冬了。这种棉簾子是南方绝对见不到的。百货商店没有适合我穿的棉裤，在这里，细高的我，找不到合适的裤子。东北人长得高大，也许他们就属于蒙古种人。我曾看过一本书，上面讲的是中国的人种，主要有三种，蒙古种、马来种、蒙古与马来种的混血种。北方多为蒙古种，南方多为马来种，中原多为混血种。这种说法不确切，但多少有些道理。
    从百货商店出来，街上真是秋风黄叶。那风嗖嗖的，黄叶之外还有灰沙，人们正缩着脖子，一派萧瑟的街景和街人。我只感觉那风直吹进我的皮肤，毛裤毫无用处，什么叫做凉风刺骨，9月间的梅市就可以体验到了。自此年复一年，半年以上是穿棉衣棉裤的时候，我甚至穿了两件棉衣，穿着我的“大头鱼”般的棉鞋，来来回回走在工厂和宿舍之间，穿过一个叫“南关”的小镇。这也是一个让人搞不懂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地方。建筑物是灰色的，发暗，道路坑坑洼洼，雨天积水，冬季积雪成冰，走在上面溜滑。有各种卖杂货的小商店，其中有一个小百货店，还有一家做馅饼的商店，这就是我在梅市期间的重要活动场所了。我们经常在小镇上买东西，有时小镇上有了集市，我们可以买到农民带来卖的几只鸡蛋，有时我们从小百货商店里买些杂物带回宿舍。那时，我的宿舍已搬到了离厂有十分钟路的“南关”镇。一间屋,在三楼上，这个宿舍虽也陈旧，但条件比我进厂时的那个好得多。虽然也安放着四张床，看起来也是旧旧的，但却还铺着地板，而且我住在靠里的一床。冬季虽然太长，双层玻璃窗外结满了冰花，但暖气烧得很旺，宿舍里还是暖洋洋的，有时只能穿一件薄毛衣。在这里，情况好多了，至少有三年多，这间宿舍只住了三个人，并且只有上中班的，晚上十二点就能回来，半夜没有人出出进进了。
   
    梅市没有春季，五月中下旬，柳树抽芽了，就象童话故事中说的那样，雨后，一夜之间，柳树全绿了，气温骤升，夏季来临。一年大约有3-4个月是美好的“夏季”。我们可以出户外活动，不象冬季冰天雪地，不会滑冰的我，尽管体育不错，走在路上也经常提心吊胆，担心摔倒。夏季是南方姑娘的季节，脱去了冬季苯重的鞋帽，一身轻松，在我看来，这时我才算是我，在这个季节，似乎一切事情也都恢复了正常。白天长了许多，下了班，几个姑娘经常跑到南关小镇上，看看有没有西瓜卖，有没有赶集的小贩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有时工厂里下班回家的师傅经过小镇，看他们在那买这买那也很有意思。我们穿着轻便的衬衣，甚至还有短袖的我最爱的粉红色衬衣，我觉得穿着它，自己身体又轻捷起来，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到梅市后，开始的二、三年，正是文革中期，军代表在工厂管事。我还记得那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军管会主任，他长得高大威武，我常常希望把他看成一个英雄人物，可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使人难于把他和英雄联系起来。看到他，我就绕道走，因为他经常在全厂大会上大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让我们和“牛鬼蛇神”一起学习，来到工厂，还没干活，我们就象已经犯了错误。在这军代表眼里，工厂的头号坏蛋是总工程师陈××，下班后开大会，就经常在会上骂他。这位陈总工程师当时正在厂里“劳改”，扫地、搬重物被批斗等等。那时陈总因被批斗和劳改了几年。脸黑苍苍的，眼皮因疲倦搭拉着，看不出他怎么坏，却有人告诉我，他在“牛棚”里写下了工厂的“发展远景计划”。工厂还有几位工程师，日子也不好过，包括我们车间的陈工程师，既姓陈又是温州人。厂里造反派还说他与陈总有某种关系。车间领导曾对我说，要与他划清界线。那时在东北，南方人是少数。在仪器厂，南方人多数是技术人员，从南方各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不论是南方人还是大学生，凡与陈总工程师“同类”的都值得“警惕”。
    1968年，我们陆续进厂的大学生有十几个，我们车间就有5名。在那个除了上班就开会，除了开会就手持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的时代，在那个以整人为纲的时代，我们都小心翼翼接受着“再教育”。不论军代表怎么对待我们，不论社会舆论对我们有多少压力，纯朴善良的东北工人师傅却接纳了我们。过年过节他（她）们关心我们上哪儿去？在东北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去被批斗多次的原工会唐主席家吃年饭。这天我吃到的是东北地道的口味，不象厂里食堂的饭菜。高梁米饭是软的，酸菜肉片汤是鲜甜的。我和另一女大学生饱餐了一顿，还在唐主席家屋前雪地上拍了照，兴高采烈地回宿舍了。我每天上班都和工人师傅在一起，他（她）们担心我们吃不了苦，粗磨车间杨师傅人十分聪明，只是书读得少些，但技术很好，经常帮我拿重的，抬这抬那。几位师傅还夸我学得快，要比学工强得多……
    为了让我们体验生活，安排我们到矿井下去实习。梅市露天煤矿多，但我们去的是百米下的矿井。我们和矿下的工人师傅一样，头戴矿灯帽脚踏长统靴，腰间背着点燃矿灯的蓄电池。这套行头已经够 重了，走起路来不那么轻松，何况在井下，空气污浊。所有矿工都背着一个大面包，下井去就得工作一天了。梅市的煤矿恐怕算最先进、规范的矿井，下面有运煤的煤斗车轨道，通向不同的掌子面（取煤的地方）有不同的道，虽然道路泥泞有的地方顶棚上往下滴着水，但比后来我在家乡看的小煤窑，小煤矿不知要先进多少倍了。何况那是二十纪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可以想象梅市煤矿现在一定是非常现代化了。
    我们下矿井是体验生活，是做仪器试验。因此只是“隔三插五”而已。可是有一次，我却碰上了安全事故。我们下井后坐了一段“车”，到了没车的地方，得徒步走到掌子面去。矿坑里黑压压的，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全靠头上的矿灯指路，四顾周围，与我同行的二位师傅走在前面，我身后也是一片漆黑，我空着手，走路也不轻松，前面二位师傅还提着电钻、电源、铁镐，听着他们沉重的脚步，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跟在后面。我觉得我们走了很远，足足有二十来分钟。我从来没有想过，矿坑里竟有那么多岔道，如果我一个人在矿井下，我根本走不出去。离掌子面近了，“路”已经是挖过的煤层，脚下高高低低，顶棚上许多地方变得比较低矮，不注意要碰到头。有些地方用大木板木棍支承着。看得见稍远处有几盏矿灯在移动，是先到的师傅。我正揣摸着掌子面究竟在哪里？突然一声闷响传来，接着又是哗啦的几声，只见几盏矿灯迅速向我们这边移来，“塌方了！” “塌顶了！” “快跑！”前方传来的是紧张又凄厉的呼叫！我前面二个师傅转身拖着我就跑，来不及向后看，看不见后面的矿灯有没有跟来，只听见后面一阵阵响声，连滚带跑，满头满脸满身是汗。那时这笨重的靴子、矿灯帽、电池都像有千斤重。其实朝哪个方向跑，唯有长年在矿下工作的师傅才知道，离开了他们我根本找不到方向。我每次下井跟的师傅都不一样，我没记住他们姓甚名谁，但每次，他们都走在前面，我和我们工厂去的同志都跟在后面。我常常走到半路就让师傅们送回去了，有个老师傅还说：“这小姑娘家的，下来做甚？”这天我想跟他们去掌子面看看，没想到却遇到这么一个事故。我被二个师傅拖着跑到了有车道有光亮的地方，停下来，我看他们满脸泥水，是汗水是炭泥，我也分不清，估计我自己也是这份模样。他们让我坐上斗车到矿井口出去。对面来了不少人，是来救人，处理事故的，这时领我出来的一位年青师傅突然蹲下来，手抱头抽泣着。我本来紧张的心更是缩成一团，不知发生了什么。另一位师傅说，这位年青师傅的父亲还留在我们刚才逃离的现场，现在不知道情况。但他说：“瞎哭啥，不一定老爷子从哪条道跑啦！”。我愣在那儿不知怎么办。井下的师傅们都轰着、哄着，硬是让我回到了矿坑口，让我很快坐升降车出井。井口处等着许多人，有位领导模样的人正在发脾气，大约是讲不叫挖还要挖……我的心紧缩着，我的心留在矿井下，我挂着那父子俩，挂着那些我曾看到的矿灯……我回宿舍后心里一直难受，我去找住在隔壁宿舍的当地女工师傅询问，这样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事？她们常年生活在矿区，知道这些情况。她们说：今天算是小事故，没有瓦斯爆炸可怕，只是掌子面塌了，有时掌子面挖得不好，会造成大面积塌方，在掌子面工作的工人会被砸伤，砸死。听我说的情况，她们还判断说，可能是个小塌方，不会死很多人，她们还告诉我矿井下的规矩就是年纪大，工资高的人走在前面。在梅市不少人家父亲兄弟几人都在矿下工作，如果父亲、弟兄一起下井，肯定是父亲、大哥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人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自此我对煤矿、对矿工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一直到我离开梅市多年，总想回到煤矿看看，看看那些工人师傅。哪怕近些年，我当了领导，去视察矿山。这里煤矿比梅市小得太多太多，我再也没深入到矿坑矿道深处，但每次去到矿坑口，有时看着运煤的斗车沿轨道出来，看见脸上沾着煤灰的工人，心中总涌起一种关切和爱怜，总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因此只要讨论到煤价偏低，矿山安全问题我总要多说几句，不论起不起作用，却是我心中的一份凝重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