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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枪说：中国从地球上抹去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会不会让整个人类的文明会再一次重新来过。但愿我是杞人忧天，也许共产党的出现就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但是会不会中国人的出现是对人类的惩罚呢，上帝知道。

   老枪还说：我只是希望有一天，法轮功能够宣布搞政治，组织政党，要求政治权力，有政治诉求，民运能够落落大方和法论功携手合作，知识分子能够理直气壮地全盘否定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以汉奸为骄傲，以卖国为荣，以爱国为耻，也许中国还有得救。

   老枪原文如下：原载《老枪》博讯曾节明先生点明了一个主题：退党是退不垮中共的。其实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虽然我不能确定曾先生是否能够同意，那就是：法轮功救不了中国。因为法论功已经明确表示不搞政治，而且今后也没有可能搞政治。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政治是划分敌友的标准。按照哲学的角度，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只有实际的敌人，没有绝对的敌人。敌人是政治上的公敌，而不是道德上的恶魔。法论功坚持的不搞政治，按以上的理解，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宽宏大量而又自作多情的政治浪漫主义。对政治的理解失误，一直就是法轮功被中共别有用心地加以妖魔化的软肋。

    其实政治这个概念并不模糊，如果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定义，政治就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以言行就重大议题进行协商讨论的活动，目的在于表达自我，沟通他人，寻求某种尽可能兼顾他人的共识（汉娜.阿伦特《THE POLITICAL》）。不过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一种叫自由主义的红血球，只有自由主义声称所有的政治和权利都是恶的，需要加以限制和消除。这显然是一种危险的无知。

    所以当法轮功宣布他不搞政治的时候，我理解他们把政治建立在自由化，道德化的基础上，不以谋求政治权力为诉求。虽然我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利，但是我无法不对他们自动放弃要求政治权力的做法感到失望。正如汉娜.阿伦特论及犹太人问题时的表示，做一个犹太人原本是一件个人的事，但在特定的时期，如犹太人因为是犹太人而受到迫害时，犹太人问题便不再是个人身份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阿伦特强调，那时此问题是一个“纯粹政治（purely political）”的问题。阿伦特在犹太人问题上从生存意义的角度理解什么是政治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此借鉴法轮功问题。

    那么再回来看法轮功的“退跨中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群众行为艺术呢，我毫不怀疑这一千多万数字的真实性，但这个数字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事实上中共从64以来已经自动放弃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共甚至也不更多地在意政治上的凝聚力，我还记得64的第二天，很多学校的学生已经开始了自发的“退团”，他们把团员证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脸盆里当众焚烧，用这种行为表示自己的蔑视，而且据我所知，当初“退团”的学生现在一部分进入了中共的强力机构，他们正赶上中共要求的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标准，还有一部分进入外围经济集团，不可否认，他们的思想独立而且开始理性，甚至我们一度认为，这种基因变异力量足以改变中国。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共产党信仰的毁灭的结果，没有给中共带来灭顶之灾，反而加固了中共这个集团的稳定性，只能这样解释，中国人也许是天生的专制动物。

    但是我从来就不相信中共有如此敏锐的预测能力，在64以后的几年内，我怀疑他们甚至没有具体的指导思想，但是中共这个巨头无疑有着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调节机制，相信这是一种天赋，这种天赋来自于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一部分是皇权文化，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部分是“断足”文化，就是说怎么样在乱世中求生存，因为中国的3000多年的历史几乎都是苟存于乱世，中国人就像蜥蜴一样随时需要断足求生，所以类似三十六计才会应运而生，可能是因为佛教中没有终极乐园的概念，所以中国人更讲究现世生活的质量。（但是我同时也很奇怪，同样信仰佛教，比如日本武士的“切腹”，又是传承哪里。）我倾向于相信中共的这种自我调节机制来源于后者，也算是草根文化的一种，共产党信仰从来不是外来的一个幽灵，他植根于草根阶层，这也是共产党机器有强大生命力的理由。很多人一厢情愿地把党文化剥离于中华民族文化，比如法轮功现在推出的《解读党文化》，我深深不以为然，产生这种理解，我觉得是处于一种潜在的自我安慰，是心理暗示，严重一点是心理鸦片，要敢于承认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找到解体党文化的办法。

    中共的统治能力表现在与时俱进上面，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剧贫富分化，国家机器公司化，领导干部经理化，灰色收入合法化，当这头机器正常运转以后，仿佛具有了生命，能自动完成生理代谢过程，看似僵死的生命自89年后又充满生命活力。当然，这种活力有高昂的代价，他对资源的消耗，对底层劳动力的盘剥都是不可逆伤害性的，如果这头机器有一天寿终正寝，中国也许真的要从地球上抹去，不过在我看来，中国从地球上抹去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会不会让整个人类的文明会再一次重新来过。但愿我是杞人忧天，也许共产党的出现就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但是会不会中国人的出现是对人类的惩罚呢，上帝知道。

    但是另一方面，法轮功又让我看到了希望，信仰的力量，法轮功短短几年从一个吉普塞式的流浪团体发展成为最具力量的民间团体，共产党说他的资金来源于台湾或美国反华力量，无异于掩耳盗铃。我在草庵的文章里看过分析，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真实。与此对照的是海外民运组织，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至少现在我们无法看到他们显示的力量，更多的是海外论坛的清谈，而国内的维权组织现在下任何判断都为时过早。其实法轮功的很多事情还是更适合于民运去做，比如讲真相，国际审判，等等工作，但我发现大家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撇清界限，是出于保护法轮功的目的，还是什么？我不能信口开河，因为我连民运的一根毛都不是。我只是希望有一天，法轮功能够宣布搞政治，组织政党，要求政治权力，有政治诉求，民运能够落落大方和法论功携手合作，知识分子能够理直气壮地全盘否定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以汉奸为骄傲，以卖国为荣，以爱国为耻，也许中国还有得救。

此文于2006年12月1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