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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报:方叉，谁叫你不幸撞上了胆气云天，疾恶如仇的肖传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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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就怨，谁叫你不幸撞上了胆气云天，疾恶如仇的老肖呢？
学术泼皮方二之所以如此厚颜无耻，横行霸道地造谣中伤中国科学家。不外乎三个原因：
1）算准中国科学家大多信奉传统的处世哲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抛头露面，花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同方二在法庭上论理。 2）持美国绿卡或护照，把网站开在美国。一般的中国科学家受害了也奈何不了他。
3）卖身投靠某些利益集团，为这些集团充当打手。作为回报，这些集团为他提供方便和保护。
所以，方二是有恃无恐。靠造谣，造假来“打假”。一能赚稿费，二来欺世盗名，三者利用骗来的名声，为利益集团做伤天害理的事。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只可惜，这次方二遇上撞上了胆气云天，疾恶如仇的老昏。有胆识，有资本同方二在法庭上一较高低。要在中国，美国彻底让方二现出泼皮，扔货的原形。不是倾家荡产就是牢狱等待。更可怕的是，那时利益集团看到方二再没利用价值，不知道会使出什么手段封口。
要方二侥幸在利益集团的黑保护伞下逃过中国法律的制裁，那他在美国也绝无逃脱的可能。而且更让这些集团害怕的是，那时国际上都把他们的丑恶面目看得清清楚楚。
告诉方二和你的打手们，这件事早已国际化。很多组织，包括《自然》杂志都在关注此事的发展。
这不再是你的利益集团黑保护伞能撑住的了。
附录
肖传国：为中国科学界讨一个说法
作者：本报记者 方红群 出处：人民代表报
他不是第一个反驳、回击方舟子“打假”的中国科学家，但他却是中国科学界第一个坚定地举起法律大旗，要以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声誉、人格的科学家。面对质疑甚至攻击，中国科学工作者习惯于清者自清，但他站了出来。他说：“科学家的名誉是最重要的，院士当不当事小，名誉人格事大。”
人物名片：
肖传国，１９５５年１２月生，湖北咸宁人。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国家９７３计划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神经损伤修复和功能重建项目”首席科学家，兼任纽约大学副教授，香港大学名誉教授。
６月２８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泌尿外科研究所肖传国教授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堆放着一叠叠的文件资料，正对门口的墙壁上挂着５个中外的获奖证书。
见到肖传国，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他刚从一个会议上匆匆赶回来，而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去上海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忙了一整天的肖传国，看不出一点儿疲惫，戴着黑框眼镜，给人儒雅平和之感。然而，当记者开始采访，问及近日他对方舟子的诉讼的时候，他不再平静，言语中透露出气愤和无奈。
“候选院士”ＰＫ“打假斗士”
６月２１日，肖传国诉方舟子本名方是民名誉侵权案，在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开庭。
一方是２００５年中科院候选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教授肖传国。肖传国教授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证实了“人工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这一神经科学新概念，为成功治疗内脏器官神经功能失控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成果被命名为“肖式反射弧”，并被写入卫生部统编本科教材。
另一方是旅美生物学博士后、被称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方舟子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并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近年来，他频频以民间志愿者身份揭露中国科学界学术腐败现象。
这是一场绝对重量级的较量，这出大戏几乎从一开幕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诉讼的缘起要追溯到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１日，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上发表《脚踏两只船的院士候选人》一文，全面质疑肖传国的简历、出生日期、大学毕业时间、在美国工作的职称、学术成果、所获国内外奖项、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等，认为肖传国“脚踏两只船”、“用会议摘要冒充论文”、在简历中拔高自己。这篇文章经网络转载，引发诸多评论。之后，方又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多篇文章对肖进行“系统”质疑。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２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法官将传票和肖传国的诉状，正式递交到方舟子手中。肖传国在诉状中称：方舟子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要求方在国内公开发行的知名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向他赔礼道歉，并支付名誉损失费１０万元，以及相应经济损失。
据媒体报道，今年６月２１日，案件开庭审理后，方舟子的代理律师以原告诉讼请求变更为由，要求新的举证期。开庭仅２０余分钟后，审判长宣布择日再审。法院决定在今年７月再次开庭审理此案。
“我要亲自报仇雪恨”
６月２１日的庭审中，旁听席里肖传国９２岁高龄的老师裘法祖院士引起众多记者的注意。面对媒体记者，裘老情绪有些激动：“你们媒体要说公道话，有人一直在诬蔑中国科学家！他（方舟子）现在用不准确的材料开始攻击众多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中国人的习惯是中庸、清者自清，科学家们大多忍气吞声。这次肖传国起诉他，院士们拍手称快，说终于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不管裘教授这话中是否带有个人情绪，无可否认的是，在以前，面对质疑甚至污蔑时，中国的科学家坚决站出来反驳并且坚持到底的，非常之少。
对此，肖传国说：“中国学者一向秉承‘清者自清’的陋习，许多著名科学家更是不愿放下架子和无名鼠辈类较真”。
“要去反驳别人的质疑和攻击、揭发别人的诬陷，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样一来，科学家哪里还有时间来安心搞科研？不搞科研，科学家又怎么能称其为科学家？”肖传国言语中透露出无奈。
“方舟子发表攻击言论后我尽力约束了我的家人、朋友和学生们不上网反击，也谢绝了单位要组织正面报道以正视听的好意。一来是我必须遵从科学院关于候选人不得利用媒体炒作的规定，但主要是我要亲自报仇雪恨”。
“现在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法律诉讼这条路呢？”肖传国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视清誉甚于生命。我三十年如一日，工作严谨，虽非完人，基本无瑕。三十年从没有任何有违学术道德的事，从没做任何有违医德的事。现在有人污蔑我，混淆视听。所以我必须用事实和法律来说话，证明我的清白。”
“说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但是，在法庭上必须拿出证据，没有证据就得承认是诬陷。我已将方舟子新语丝网站上的有关言论全部进行了证据公证保全，在法庭上也当庭出示了自己的获奖证书、奖牌原件等相关的证明资料。法律是最好的讨公道手段，证据会告诉大家真相。”
面对网上有人说他向法院起诉是通过中国式审判树立“贞节牌坊”的质疑言论，肖传国义正言辞地表示：法律的尊严不容污蔑，质疑法律也有正常的渠道，如果对判决不服，方舟子可以继续上诉；纵使方舟子质疑整个中国司法的公正性，也仍然可以有另外一条解决办法，即请学术界的权威们来做评定。
“我还要在美国起诉方舟子，现在已经在美国联系好了律师。我有决心、有财力、有能力彻底揭露方舟子，真相摆在大家面前，事实会证明我的清白。”肖传国坚定地说。
事实和法律是打假的支撑
６月２１日庭审后，原告和被告的代理律师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均对案件表示了必胜的信心。
接受记者采访时，肖传国再次表明：自己将坚持到底直至诉讼胜利。
当记者问到他在这场官司中的得失，他心情似乎有些沉重。他说：“这场官司耗费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挤占了做科研的时间，虽然我相信最终法律能证明我的清白，但也还是有损失的，不仅名誉上有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耗费的时间是再也不可能追回了。”
但是，谈到如何看待私人打假，他的言语并不显得偏激。“我并不反对私人打假，私人学术打假是整个打假中的一部分，我们通常所提倡的个人举报也是一种私人打假。我相信打假永远都是从个人打假先开始的，并且支持为揭露学术腐败而进行的个人打假。但是，打假不能无中生有、造谣、污蔑。”他说。
“打假也是有规范的。这个规范就是必须遵从事实和法律。不做实际调查，不根据事实，胡乱质疑和污蔑，人身攻击，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方舟子也必须为他的言行负法律责任。”
“我邀请、欢迎科技界同仁和全国媒体，逐条核查方舟子在其新语丝网站发表对我的所有指控，查到一条属实，奖金５万。”肖传国严肃地说。
学术监督机制应不断完善
虽然这场私人打假给肖传国带来诸多麻烦，但是在记者与其谈到打假的时候，肖传国大多时间都相当平静和理性。他认为：私人打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前中国确实存在学术腐败问题，国家相关部门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学术监督机构，但是难以对所有科学研究活动和所有科学家的行为都及时监督到位，而现行的学术体制也存在一些导致学者学术造假的因素，比如强求论文发表数量等等。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有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来监督科学基金申请、受理、评议、评审、事实、结题及其他管理活动中的不端行为；中国科学院设有科学道德委员会；今年５月教育部亦成立了专司学术打假的学风建设委员会。但是，由于中国科学家人数众多等原因，在学术监督上尚有些力不从心。私人监督作为官方监督的一种补充，对惩治学术腐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正如一些学者质疑：私人学术打假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哪里？民间学术打假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避免误伤、避免掺入个人因素？
肖传国在《致全国媒体、学术界同仁和方舟子的公开信》中说，“期望大家以我这个案例为出发点，揭露方舟子是如何用文革手段侮辱攻击勤勤恳恳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而努力工作的科学工作者；深入探讨此类行为对构建和谐社会、法制社会极大危害，以及如何从道德上、法制上防治情绪打假对中国科技和学术发展造成更大的破坏；同时告诫一下极个别学术行为的确不端的人，不要让他们的愚蠢成为方舟子的资本并让他可挟此而任意践踏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清誉。”
这些话中或许有个人情绪在里面，但是确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完善学术监督制度，不仅仅是打击学术腐败、净化学术空气的需要，也是避免私人打假中可能存在的污蔑、夸大等掺杂个人偏见的情况的需要。
有人评论说：“只要中国缺乏一个学术监督和约束的机制，方舟子就有存在的土壤，存在的价值，这是不以你恨他讨厌他为转移。”
所以，不管这场官司会如何发展，不管网上对原、被告双方的各种争论如何让人感觉扑朔迷离，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清醒认识到的，中国的学术监督制度需要完善。只有官方的学术监督、媒体舆论监督和私人的打假不断规范、完善，学者个人道德、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才能有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国的科学研究才能更加有序、更加和谐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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