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在五年前曾撰文“教训”民科，并对我的杂交变异致癌民科探索进行攻击。前不久方舟子又企图对民科进行“约束”，发表文章蛊惑人心说民科造成了社会公害。

   这五年来，我对方舟子的某些言行在网上予以了抨击，而且我以实际的工作给以方舟子一些回敬。五年多来，我在本职科研上已开发出了新的产品，并获得了某些奖励，而且有两篇民科论文近年来在中国核心科技期刊上发表。一篇是杂交变异致癌探讨文章《远亲通婚程度较高人群中高癌发率现象及原因分析》，发表在中国核心科技期刊《医学与哲学》第26卷增刊上，另一篇是《石油天然气金刚石地下放电放光成因说及电化学沉积成矿说》，发表在2006年第1期中国核心科技期刊《新疆石油地质》上。

   然而方舟子这五年来却一直没有在科研上推出什么新名堂；方舟子这些年来想搞的，是凌驾于科技界之上，充当一个科技界警察，对科技界进行监督监察和纪律约束。

   如果方舟子是看不惯科技界的腐败，愤然离开科技界，并站出来对科技界进行监督监察和纪律约束，我认为这还比较合乎情理和逻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有方舟子的言论为证。方舟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打假是2000年8月开始，我那时候脱离了科研工作，变成自由职业者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当时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兴趣转移了，按我们生物专业的惯例的话，做完博士后还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到大学里教书，当教授，另一条路到生物技术公司里面做研究，这两条路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做教授的话，还要申请资金等等，做科研可以，但是让我写资金申请报告我没有兴趣，如果到公司里面去，也不适合于我的生活习惯，我不喜欢这种按时上下班的生活，所以，比较喜欢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能够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所以，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来说，我是觉得最适合于各种性格和生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等等，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想做什么事，对什么事情感兴趣，自己就可以做，没有人管着你。这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我更愿意当一名自由人，希望能够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并获得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的，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能够无拘无束。”

   从方舟子这些话可以看出，方舟子并不是基于正义感、也不是基于秩序感而离开科研工作岗位，方舟子当年是不能忍受科研工作的上班纪律约束等，年纪轻轻的就成为了科研工作的逃兵。

   确实，在科研一线从事工作，往往要承受某些压力和上班等纪律约束。对此，我是深有体会。但是，如果大家都像方舟子那样，不能承受某些科研工作的压力和起码的上班纪律约束，那么，那样的社会，必定是个很病态的社会。

   当然，社会上有极少数人包括方舟子逃避有纪律约束的科研工作，也是可以宽容的现象，但是，可笑的是：方舟子这样一个逃避科研工作基本纪律约束的自由人，多年来却作大义凛然状，充当起约束中国科技界的警察角色。

   方舟子扮演科技警察以来，他自己也曾经感叹，他对中国科技的学术监督成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关于学术监督成效不佳的问题，我认为方舟子也该自省一下自身的原因了。

   如果方舟子今后仍然想成功扮演中国科技界的警察的角色，那么我希望他最好能够像有的出色的警察那样，进一步扮演一个“卧底”的角色，深入到中国科技界的第一线工作几年，并取得一两项科研成果，同时掌握和了解中国科技界的某些第一手材料和状况。如果方舟子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他这样一个逃避科研工作基本纪律约束的自由人，永远没有起码的人格力量和资格，以大义凛然状，对中国科技界和中国民间科学进行约束包括学术上的纪律约束。

   2006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