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迷信是个不算新鲜的话题，这不由得使人想起这几年来产生的几位“反伪斗士”（都是科普界的“精英”）。因为有了一些政治资本，他们就恨不得把“反伪斗士”这几个字刻到脑门上，到处炫耀，捎带手兴风作浪干着铲除学术异己的勾当。于是“伪科学”帽子满天飞：蒋春暄数论、张颖清全息生物学、徐业林无偏二极管、四川老中医辟谷等均被他们宣布为“伪科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也难逃厄运；60多年前为国争光获得法国国家博士的刘子华用八卦宇宙论分析天文数据推断出存在第十大行星的假设被从历史中拖出来“鞭尸”；连民族瑰宝“中医”、文化元典《周易》也被打成“伪科学”。一时间，科学、伪科学真假难辩；“伪科学”一词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最大耻辱；泱泱中华黄尘滚滾，炎黄子孙灰头土脸。中国能否在15年内建设成为科技创新型国家？中国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何时能脱颖而出？美好构想的实现似乎越来越远。

   一，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迷信

   此情此景，人们深感忧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科学与迷信多年以来争论不休，但“迷信”何以久除不绝，还越演越烈。由此引发的科学真伪的混淆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伪科学”帽子、棍子满天飞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科学原始创新。如何区分科学和迷信？至今似乎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说法。

   先来说说科学。“反伪斗士”经常提及的“科学”，实际是指科学体系。他们吹捧的还只是体系中的一种，即近代西方还原论科学体系。这与中国的东方整体论科学体系；也与21世纪正迅速崛起的复杂性科学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科学体系（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等）与科学不同，有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和历史阶段性，所以是多样性的。科学是人类社会意识的一种。社会的存在就会有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并形成知识体系。所以“科学”的定义与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一样是宽泛的。《辞海》：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是实践经验的结晶。”而只有迷信近代还原论科学体系的科学主义者才极力反对这个学术界早已公认和广泛使用的科学定义，坚持以近代科学体系特征作为绝对标准的狭义的科学定义。这样的定义，就必然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存在；才能把对当前科学体系进行挑战并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扣上“伪科学”帽子，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再说迷信，一般人所谓的“迷信”只不过是指封建迷信（即求仙、算卦等）。其实这只不过是迷信的一种。正如科学（活动）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迷信（现象）则是迷信精神的一个表象。之所以把迷信也说成是一种精神，是因为科学精神和迷信精神在人类精神家园中是共同存在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我、他，科学精神和迷信精神共同存在，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此消彼涨。

   精神是人类情感的一种升华。从人类本身情感讲：科学精神代表着人类对待自然界的开拓进取，寻根究底、注重实践；探索过程一丝不苟、对待结果有一说一，不断然下结论。而迷信精神则代表了对待自然界的一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听之任之。它的行为是对某一种物质或精神产生了依托感，犹如其生命中所依附的救命稻草。人类处于此种精神状态时，往往表现为视此为至高无上，毫无瑕疵，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和否认“它”。

   综上所述，哪到底什么是科学呢？应该说，本着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去研究自然万物，不违背人类基本道义的研究行为都是科学的。

   二，正视迷信，扼制其泛滥

   由此，我们不难作出一些推论来印证。科学精神代表了人类面对自然时的强势的精神状态，而迷信精神则代表了人类面对自然时的弱势精神状态。弱势原因一般为：文化知识相对不足、性格柔弱、年老体衰、遭受重大灾害、心灵出现空虚无以依托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迷信的人群中文化低的多于文化高的，女性多于男性；体衰的，家中发生重大事故的，或心灵空虚的人更容易迷信。所有这些都是相对的。在正常社会下，迷信是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于社会无大碍。但是一旦由于某种文化、精神或物质的需求缺失，不能协调跟进，出现了真空地带，才会导致迷信在某一点上大面积泛滥。

   所以对于迷信和迷信精神，我们用不到，要么一听就如临大敌，以除“四害”之心对待，不除不以为快；要么就讳莫如深，三缄其口。我们应正视迷信是不可消除的，当迷信活动泛滥成灾的时候，首先要了解它泛滥成灾的原因，再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把它控制在较小范围内。现在，封建迷信已经被人类所认识，被扼制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但其他迷信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它们在不断发展和变换着，故有更大危害性。我们不难联想出其他重大社会迷信现象，如传销。这是因其弱势群体对金融知识的了解不足等

   原因才受骗造成的。类似的迷信现象很多，大家可以细细去寻找。

   三，科学中的迷信危害更大

   现在我们提一下当前已泛滥成灾的另一种迷信，科学（体系）迷信。五四运动以来才在中国迅速发展的西方近代还原论科学体系，其历史已近400年，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了世界，看到了西方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一些人就盲目自卑，而导致了新的一种迷信，对西方还原论科学体系的崇拜，因而促成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泛滥。

   今天，少数科学主义者由于过分迷恋和崇拜，看不到科学的双刃剑性日益明显；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看不到在日益崛起的复杂性研究和非线性探索中，还原论科学体系已百孔千疮，力不从心。这种盲目的不愿正视现实的心态才造成科学迷信的泛滥。

   科学迷信的泛滥对当前重大科学原始创新有极大危害性。其中极少数人，他们有着科学家的头衔，打着“科学”的旗号，故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他们的科学史观是近视的：只欣赏西方近代科学史，根本否认在科学历史长河中各国各民族均曾为科学大厦的建立做出过贡献；割裂了科学的历史性，不了解或根本否认，科学发展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漫长的科学史是艰难曲折的，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我们当然要尊重现有的定律、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既有的高度上较顺利前进。这是科学精神，但这只是起码的科学精神。我们今天回顾科学史，会发现过去任一时期的科学成果包括重大科学理论均可能是单薄的乃至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对已有的科学理论和结论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乃至替换，也是科学精神，这是更本质的科学精神即科学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是科技工作者的灵魂。

   但科学迷信者，却视已有的科学理论和结论为“金科玉律”，视近代科学为科学发展的终极，因而提出凡是向当前科学理论挑战，与已有重大结论相违背的成果就不分清红皂白一概以予否认，进而还把它们打成“伪科学”。这就不再是尊重科学而是在搞科学迷信了。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地心说时代就不应该产生日心说，因为“日心说”被宣布为“异端邪说”，布鲁诺被烧死也是“活该”了。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牛顿力学就很难进化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科学史上所有挑战传统的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均是非法的，是“伪科学”了。这些不是很荒唐的逻辑吗？他们应该再想想，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面临的科学难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人类的科学梦想也更多了，怎么可以说科学已到了终结？

   新的科学理论常是幼稚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错的或有较大偏差的内容。但它们在当时都有其先进意义，直至今天谁又会去否认这些理论的提出者是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呢？科学在近代的发展是非常璀璨，但谁又敢担保近代一些伟大的科学成果在某些观点上是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呢？人类正是在踏着前人的科学成果才不断前进，永无休止的。而正是历史上各种卫道士（其中也不乏保卫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却打着维护正义的旗号，成为科学史上的反派人物而载入史册。

   四，树立科学精神，辩别真假伪科学

   那末，在当前“伪科学”帽子满天飞，黑白颠倒的混沌时期，如何火眼金睛，区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呢？办法是有的。这首先要确定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认识，所以要做到主观认识能否符合客观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必须尊重实践标准。尽管在我们一般性科学活动和技术创造中，我们首先要尊重并使用已有的理论体系及其定理、假设、概念；用已有的逻辑和数学等方法，这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已有的科学成果和理论毕竟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一个阶段而已，水平总是有限的。所以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则、更高境界应当是对待自然界的开拓进取，寻根究底、注重实践标准、一丝不苟的精神。而科学迷信，是在科学活动中，碰到新的（观测或实验）现象与已有的科学理论相违背时，不是深入探求现象的真实性，进而探索现象的本质，其形成机制和隐含的新的规律，而是用已有的科学结论简单否认现象的存在，进而把这些解释新现象的新理论（假设）打成“伪科学”，这是违背科学史规律的，是阻碍科学发展的行为。

   根据这个科学精神和迷信精神的本质差别，我们就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对当前一些争论不休的科学与伪科学问题作出初步正确的判断：

   蒋春暄探索数论、张颖清创建全息生物学、徐业林做无偏二极管实验均是正当的科学活动，符合“科学精神”，不是“伪科学”。蒋春暄在国外发表许多论文，这在中国数学界也是少有的现象。“蒋春暄现象”早已成为学术热点震动中国学术界，经久不衰。越来越多人呼吁数学界领导能组织对其数论成果（特别是费马大定律研究成果）进行评审，但至今不予评审，也拿不出学术性的否定结论。人们见到的只是何祚庥、方舟子等非数学家的吵吵嚷嚷，扣“伪科学”帽子。这种数学界领导部门对蒋春暄数论保持可怕的沉默以及何、方二位的吵吵嚷嚷均不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而是大搞科学迷信。显然，何、方才是真正的李鬼（伪科学者）。

   张颖清全息生物学为什么是“伪科学”至今未见学术性的否定，见到的有学术味的评审只是邹承鲁院士透露的“全息不是信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究竟为什么全息生物学不是信息就成了“伪科学”，至今人们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邹院士透露，全息生物学是当时生物学部开会进行讨论而否定的并宣布，必要时可以公布。这很好，人们拭目以待已很久了。张颖清之死以及有重大原创性的全息生物学被彻底搞垮是当代中国科学界一件触目惊心的事件，希望有关部门能彻查此事，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说法。

   徐业林无偏二极管是一个并非复杂的实验。既然有人认为，实验结论有违热力学第二定律，这自然应十分谨慎。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何祚庥先生拒绝了徐先生的审查实验的真诚邀请。显然，徐先生勇于探索，谦虚谨慎的态度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而何先生仅凭主观定义别人为“伪科学”，拒绝邀请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是学术霸道的行为。

   辟谷是中华人体科学中的一种特异现象。四川老中医用长时间的辟谷来挑战美国大卫创造的饥饿极限，也是为了弘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这是无可厚非的。我国民间科学被长期边沿化，现有的科学政策和管理体制没有覆盖广大民科。他们要进行科学实验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他们邀请科学部门组织和评审，得不到理睬。因此老中医的辟谷实验寻求企业的帮助而实现，这有什么可以过多批评的？这辟谷实验的关键是辟谷是否真实？人类饥饿极限到底有多久？如试验成功，则挑战了现代医学理论，故应认真探索，为人类造福。显然，老中医的辟谷实验是体现科学精神的科学探索活动。老中医搞公证、邀请司马南先生去审视实验也是体现科学精神的。而司马南、何祚庥、方舟子不去审视，仅凭可怜的本本知识，硬说是作弊，这太霸道了，见不到半点科学精神。中国科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关心老中医辟谷事，并发表声明，说这是“商业抄作”。对此人们也注意到了，但老中医依靠企业完成实验实出于无奈。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科协出面组织有关科学家，并提供经费，重做这个辟谷实验，以平息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