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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极力攻击中医的方舟子先生，为了摆脱困境，针对2006年10月18日健康时报文章《七十七年前也曾发生废止中医事件》，发文《名中医用特异功能“镇住”汪精卫？》，以“1929年汪精卫早已下野，甚至人根本就不在国内。1927年12月汪精卫宣布退出政界，前往法国，直到1929年10月才从法国到香港。”为由断定著名中医施今墨先生根本不可能在废除中医之时当着汪精卫的面治病、拒匾、提出要求。并据此认为，1929年的废止中医事件与汪精卫毫无关系。

   我们对于方舟子先生考证历史的功夫真是佩服。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不懂历史的方舟子先生在做这段考证时很可能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些东西，进而才得出“中医的‘名医”，其实都是“名嘴”，医术都靠吹，更适合去写小说，而且是劣质小说，连基本的史实都不知道去查核免得露马脚。

   正如方舟子所说的，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３日汪精卫通电下野，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直到1929年10月才从法国到香港。此后，汪精卫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阎、冯联军失败后，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1931年12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下野，胡汉民、汪精卫分别出任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32年2月，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单看这段历史，好像方先生证据在握，考证实在，后面汪精卫与废止中医无关、施今墨不可能为汪母治病的断言顺理成章。然而，我们却要说，没有认真客观分析的考证是不足为据的，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考证更是非科学的，可以说这是一种伪考证。

   首先，我们知道，民国时期政坛人物的所谓下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韬悔之计，为的是保持实力，等待时机，并非真的对国内政治、政局无所影响。其实，考证了当时历史的方舟子先生应该知道，当时政坛下野人物的下而又上正是他们在台下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最好诠释。蒋介石是这样，汪精卫也是这样。如果说某人在下野期间对当局之事毫无关系，这是对中国历史无知的表现。

   其实，再认真考证一下，我们也会知道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他对中医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与汪精卫关系密切，并在对中医持相同态度，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褚民谊授意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不能不说没有得到汪精卫的支持，更不能不说汪精卫与此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汪精卫、褚民谊一起成为汉奸，更是说明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紧密，及相互影响。当时汪精卫在国外根本就不是得出他与废除中医案无关的证据。就像我们不能认为因为你方舟子在国外，有人说你对国内的反“伪科学”有影响就是造谣。

   那么，汪精卫到对废除中医有没有，有多大的影响呢？那么，从资料看，施今墨先生给汪精卫母亲治病之事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注意到，在方舟子先生文章所举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的“施今墨”传中明明“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这句话。而后才是“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查阅史料得知，汪精卫是在1932年2月任行政院长的。而文中所说的“中医生存，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并非一定就是方舟子先生所臆想的单单的1929年。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医界春秋》严辞批驳，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他还和孙科搞了一场辞职闹剧，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各地中医团体纷纷质问。1934年1月，中医界召集全国代表请愿，要求尽快公布《中医条例》。最后妥协的结果，焦易堂发表了《为采行中医条例告国人书》，以不了了之的办法由国医馆执行起行政权来，行政院则睁一眼闭一眼，保持沉默。接着，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上海市国医公会强烈抗议汪氏的言论，分别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国医国药的地位、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公布《中医条例》。

   我们说，国民政府时期事关中医存亡的“关键时期”应该是从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在褚民谊的授意及主持下，通过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开始，到1936年1月22日《中医条例》正式颁布为止。这期间开始是中医届与褚民谊这样的人物斗争，直至后来演变成与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直接对抗。这些资料明显表明，废中医事件是与汪精卫有着密切关系的，并非方舟子所说的与汪精卫毫无关系。

   关于施今墨先生为汪母治病的时间，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的“施今墨”传中，明明写了汪精卫当时主持行政院工作，也就是说是在。而方舟子所举的两篇文章都没有说施今墨先生为汪母治病是在1932年2月之后。

   面对国人讨伐之声，方舟子先生仓惶抛出《名中医用特异功能“镇住”汪精卫？》，企图以貌似客观的考证为自己洗刷尴尬，然而，这仓促之间的伪考证不但没能为方先生洗刷什么，反而更加暴露出反“伪”派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貌似客观实则臆想的考证底细。由此，我们也要仔细回想一下，反“伪”派们貌似客观的揭密与伪考证的背后又有多少主观臆断与有意无意的疏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