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六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Six The Philosopher King
   
   
   一，天人三策
   1. Convers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柏拉图曾经从埃及经验得出“哲学王”的概念，因为埃及的法老不仅是王，而且是神。在中国，最早的哲学王是演绎周易的周文王，最著名的哲学王则是天人制对的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其证据他所发出的三道册制：
   
   1，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谬左悖右）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2，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硃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珏左喙右），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禾毛）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3，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以上其实就是汉武帝的试题，包罗万象的哲学发问。
   
   据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是汉武帝先发制（册问），而董仲舒后答对（对策），好像后代的殿试一般，作品合称“天人三策”。近有学者（孙景坛）认为，此番对话“是班固的伪作”，因为整个西汉时代的人们均未提及，且《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公共考卷亦非儒学策问，而是百家策问，整个《三策》非一时之作；因此《天人三策》之前两策不出自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董仲舒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结论是，“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这一考证很有意思，但作者意在说明“董仲舒非儒家论”，且根据班固的记载与司马迁不合这一点，即推断班固作伪，似乎有康有为遗风。为了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以便“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才能走出新路子”。其实，再怎么证明“《公羊春秋》根本不是儒家经典，其本质为术家文献”、“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宗旨不是儒学，亦是术家思想”、“三纲也不是儒家思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与前述考证冲突）亦非儒家思想，实质上仍为术家学说”、“董仲舒的学派所属的术家是‘后术家’”……仍然改变不了《天人三策》（即使不全是董仲舒的原创）作为“哲学对话”的基本性质。
   
   柏拉图思考的但没有实行的哲学家治国，在中国曾经实现过，而且可能早在汉武帝时代之前，尽管后来失落了。难怪直到两千年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还记得这一事件，盛赞中国文明是哲学治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