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理论上说：“人皆可为舜尧”，但绝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我何必成舜尧？”应该承认，一般而言人有自私、软弱的一面，不是纯理智的。如果有末日审判，有天堂和地狱，有教会的宣讲和劝戒，那么人们很可能愿意为了永恒之福而在现世为善。不能小看这一套，将其贬斥为“外在超越”；不要轻飘飘地摹仿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没有宗教的依傍，要从理性上证明“人必须有德”，要达到内在超越，至今似无有效的办法。

    　　在理论理性层面，我们必须正视人类面临的荒谬和绝望处境，不要以为别人已经病入膏肓，唯我们有老祖宗传下的灵丹妙药。这么便宜的事，还从未轮到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而在实践理性层面，我们不是只能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既然人是软弱和不完全理性的，我们就有可能用“以情动人”弥补“以理服人”之不足。感染对大多数人是有效的，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首先要自救，然后才有可能救人。

   市场化导致世俗化，世俗化导致社会生活的粗鄙化。与某些人心目中5O、60年代的精神气氛相反，现在，理想被嘲弄，崇高被调侃，神圣被亵读。与80年代文化热时的情况相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社会批判功能受到怀疑和否定，有人（海外和大陆）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应该抛弃理想乌托邦，要化解导师心态。如果说，1O年前人们精神中的典型形象是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那么现在他们正遭到唾沫和石块的攻击，一群痞子粉墨登场，对这些玩世不恭者，文人学者群中有人怒斥，有人拍手称赞。后一部分人本身倒毫无痞气，他们争辩的是，世俗化是不是随市场化而来的历史进步．对崇高的消解是否有助于大家一致肯定的多元化的到来，坚守一种绝对、僵硬的理想主义是不是过去思想一元化强制的余风、大批判心态的复燃？

   1994年开始的那场“人文精神”大争论，虽然双方在价值取向上立场基本相同，但双方的观点却尖锐对立。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对于当前精神世俗化的作用评价不一，一方认为现在对崇高和理想的否弃是对一度占居主流的旧意识形态的消解，另一方则强调这种消解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和道德的消蚀作用。与此同时，一方对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粗鄙性忧心仲仲，另一些则认为这些世俗成份毕竟属于人性范围而与神性格格不入。说到底，现代化需要人们在精神上破旧立新，一些人对旧的准神学意识极度敏感、心有余悸，愿意以牺牲崇高性作为将其彻底消解的代价；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旧意识已是空壳、面具，不足为虑，在商品潮和拜金潮的卷袭下，追寻和营建人的精神家园才是当务之急。总之，争论的双方都是人文主义者，但一方警觉旧的问题，另一方关注新的问题。

   对这相互抵牾的两种立论很难断是非，双方坚持的东西都是对的，可能问题出在某些人阐发正确主张时暴露了自己视野中的盲点；更有可能的是，中国的精神文化生活积重难返，转型期新旧问题一并出来，很多难题不易有合理解决。难题之一是，健康力量以理性方式消解前现代化腐旧意识远不如顽主们的调侃来得快速有效。但人们又确实有理由担忧，这种非建设性力量的瓦解之后只剩一片精神废墟。我们不能指望，一片空白有利于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相反的难题是，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肆虐的血腥理想和伪崇高并未被彻底清算和消解，现在坚守的声浪中，分明有旧时代的回音。有些人认为腐旧意识对社会已失去影响力，相反，正是市民文化起到了旧意识的反现代化作用，这显然是未能正视现实，过于乐观。旧意识已经不能像在“文革”时期那样控制人的心灵，但远远没有寿终正寝，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固然是不可能，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却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以为“西线无战事”，旧的左病已无关大局，是幼稚轻率的。另一方面，只警惕“文革”型危险的人认为随便甚么东西都比极左的东西好，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没有想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得到的并不一定就是民主、自由和法制，而是腐败、金权政治和黑社会。他们的人生经验中只有一种祸患，即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型灾难，那是十八层地狱，他们以为只要逃离这样的苦海就是进步。历史苦难的阴影使他们敏感不到新时期的新问题。

   应该看到，现在谈彻底的解构和真正的重建，都为时过早，现在只能点滴积累，尽可能多做些预备性工作。显然，破与立二者不可偏废。

   前面谈到一种对于精神及其价值的消解，它属于土生土长类型，施行者多半未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电视剧为武器，常常透露出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鄙夷不屑；另外还有一种依据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消解，其施行者多为从事文艺批评的学者，他们的影响主要在青年学生和文学艺术圈子中，他们依据的不是现实生活的经验，而是国外最时髦的解构理论。土生土长的解构者在市场经济和世俗化过程中如鱼得水，他们实际上把文字工作视为商业活动，他们变着法子赚钱，名利双收，属于时代的弄潮儿。洋派解构者则显露出十足的书生气，他们在观念和理论上向西方亦步亦趋，在消解一般公认的意义与价值的同时，把攻击目标瞄向现代性。现在，他们还没有公然对我国的市场和现代化导向表示不满，但他们的批评所向，全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思想观念，比如科学、理性、精英意识、规范、秩序等等。显然，亵渎这些自“五四”以来一直神圣的观念会有一种快感，或许还会显出某种深刻性和新颖性，而要继续讲“五四”精神，提倡科学民主，肃清封建余毒，好像不过是老生常谈。事情往往是这样，一种学问做起来越有刺激性，做的人就越会一本正经，充满自信。

   和第一种消解方式一样，第二种消解也引起了困惑，原因也是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以极度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嘲弄旧意识中的森严等级、强化中心、僵硬结构、装腔作势和矫情造作，另一方面，它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把对理想的追求，对意义和真理的探寻也化为虚无。就这一点而言，两种消解是一样的，虽然二者并未正式结盟。但后者一再想把自己的理论桂冠赠给前者，而前者在中国青年一代中的广泛影响无疑为后者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如果我们持现代化的标准和理性态度，那么只能认为，在中国拥戴后现代思潮是弊多利少，将阻滞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和中国大不相同的土壤，那里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和中国迥然不同。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明确表示，后现代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的标准、感觉、心态与当前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已经过时的，应该批判的东西，可能在中国是刚刚出现或即将出现，值得追求的东西，他们那里过多过滥，过于成熟以至于对人形成强制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可能是传统既不能提供，现实中又亟需大力提倡，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赶西半球的时髦，摹仿另一种生活的精神定位，显然属于历史的误解，时代的错位。这就相当于在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有人听说北京、上海、广州有一种时髦是减肥，于是就在当地大力倡言节食，而且把追求温饱当成“现代性危机”。

   比如按照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说法，科学的高度发展已形成“科学霸权”、“科学沙文主义”，造成了技术压制人文精神；推崇理性会导致唯我独尊的一元化。动态，而最好的办法是“怎么都行”；民主不过是一种神话，话语和权力难解难分，拥有知识的人可能形成另一种形式的专制。以我的研究，以上这些说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过是一些惊世骇俗的过激言论，对此人们最多只能姑妄听之。这里没有篇幅来证明后现代思潮即使在西方也非公认见解，由于学理上的矛盾和漏洞，它在近几年已大大地走下坡路。我想强调的是，就算后现代思潮在西方尚为时髦，我们是否该问一下，它所针对的问题是不是当前中国的问题。比如我们应当问，科学在中国是大大落后、急待发展，还是已经称王称霸，使人不堪忍受？理性在中国是十分匾乏，需提倡和争取，还是已经泛滥成灾？中国历代的专制是以愚民政策和迫害知识分子为基础，还是知识分子以知识为权力，在政治压制之外搞一种文化压制？如果中国人要信后现代主义，而不是去促进现代化，我们争取的恐怕不是超越现代化、优于现代化的东西，而是神话中的远古生活，或是“文革”那种最后导致浩劫的乌托邦。当前后现代的喧嚣引起了前现代！日意识的共鸣和鼓舞，这应引起后现代朋友们的深思。

   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导向要求中国人具有一种走向世界的心态，因为当今世界上不存在脱离全球性体系的经济市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努力在一百多年来屡屡受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始终未能正确认识世界的现实，摆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西方经济、技术、文化的强势下心态失衡，在最该开放的时候搞自我封闭，或忽发奇想地要另辟现代化蹊径，为人类历史指出新方向。当前，国内知识界中有一种倾向，一些人以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或“后殖民地理论”为武器，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参加国际学术文化对话的活动贬斥为屈从于帝国主义的霸权和西方的扩张，主张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另搞一套，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抗拒公共性话语。比如，有人一提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形势和市场经济导向，就把中国形容为跨国资本投资的焦点（言下之意中国又成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国际金融剥削的天堂）。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拥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独立性等资本主义的观念，甚至认为我国与西方国家关于人权、知识产权和进入世界关贸组织的对话和谈判，都是屈从于西方权势话语的表现。

   中国曾经遭受酉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一部分中国人确实有殖民地心态，时至今日，崇洋媚外之风尚未除尽，对这种浅薄庸俗的流风，应当不懈地抨击；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有慈禧式心态、义和团式的反应，以及“文革”中‘’世界革命中心”、“唯一的反霸力量”之类的自负自狂精神。难道我们不能在自卑和狂躁两个极端之间取一种健康、理性的精神？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度的文化中都有某种程度的自我中心倾向，但断言“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充斥着殖民话语”却很不客观，认为使用了首先出现在西方的概念、语词、观点、理论就是屈从于西方强权，更是不讲道理。某种话语能在世界上流通，得到公认，原因多半在于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它们有些出于西方，也有许多出自其他地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能够在世界上流通的话语，一般而言不可能有大强的偏见和歧视性。例如，在英语中称黑人为Nigger就不行。记得6O年代外交部长陈毅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个西方记者提问时称中国为发展中国家，陈毅马上对此痛加批驳，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歧视性语言。但当中国走出闭关锁国状态，以开扩的眼光面对世界时．我们就乐于接受‘’发展中国家”这个称谓了，在最近两三年，我们甚至要强调和捍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西方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许多观念、经营手段、组织形式还借鉴东方，尤其是伊斯兰民族。可见，即便是资本主义，也并非纯西方特产。事实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也是受来自西方的民族自决、国家主权、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激励。许多国家民族独立的领袖人物之所以形成他们的志向和决心，与他们年轻时在西方受教育有密切关系，在这方面，可以举许多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人物的经历作为例子。其实，“西方”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照我们那些鼓吹“东方化”的朋友的心态，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也会谁也不服谁。这种极端偏激的民族主义，并非东方弱国才有。希特勒就把英美当成资本主义的典型而对之充满敌意，他曾下令在教科书中和课堂上只教“德国数学”、“德国物理”、‘’德国化学”、“德国生物学”等等，其结果是使德国科技大受损伤，加速了第三帝国的灭亡。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按照某些人的建议，我们在文化精神生活中清除一切西方话语，发明一套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那将是一幅甚么景象。“文革”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极端，但比起现在对纯粹东方话语的要求，则还远远不够，因为那时还流行着大量的来自西方的话语——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词句。